这个问题邀请了我，是想了解一下吸毒者与艾滋病之间的关联吧！2 R8 l/ l8 [! `7 n% _/ p
关于两者之间的关联，我写过这方面的文章，《世界艾滋病日，谈谈吸毒与AIDS的关系》。7 D( G* L6 B2 O. e7 O!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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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6 }6 H) G; v0 [% a; {艾滋病传染的三大途径，吸毒者是“得天独厚”，所以这两者是有超友谊的“关系”的。所以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是至理名言。但是今天我不想讨论吸毒与艾滋的关系，因为还有很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并不是与毒品发生了关联。
3 a2 H; y1 i, ^今天我想介绍一位值得尊敬的，曾经为中国艾滋病人辛勤奔跑的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先生，以下内容节选引用百科介绍（为了安全起见，就不写她的结局了）。1 y8 u( l! K" Z; h"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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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有一双被裹过的脚，从5岁一直裹到11岁，1.60米的身高配上这双只能穿34码鞋的小脚，走起路来总是让人担心。于是，跟她在一起，你不自觉地会忍不住伸手扶她。有时候，她也会用手紧紧拉着你——那略显干涩、粗糙的老人的手给你的感觉温暖而踏实。而更多时候，她会轻轻却很坚决地推开你的手——她不需要帮助，她要一个人走。 53年前的夏天，担心学校因“小脚”而不要她，她特地穿了一双球鞋，鞋尖里偷偷塞满了棉花，最终如愿迈进河南大学医学院的大门。4年后，这双脚又带她走进河南中医院产科病房和手术台。在其后的数十年里，她成为一名出色的妇产科医生，将无数生命带到了这个色彩斑斓的世界上。. K: [( ~: ]4 G. |4 M!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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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6年开始，本已退休应该颐养天年的她又用这样一双脚，一步步走进了豫南一些艾滋病恶性爆发的乡村，为那些从肉体到灵魂都经受折磨的受难者送去药物和金钱、知识和慰藉。尽管在这场巨大而惨烈的灾难面前，她也意识到自己所能做的直到最后也仅仅是“杯水车薪”。但与此同时，她从未放弃地冲破重重阻力，让外界透明地了解到了正在这里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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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严峻的艾滋病疫情，曾被国际社会普遍担忧“坐在即将爆发的火山口上”。2003年，中国政府宣布的艾滋病毒感染者为84万，发病人数为8万，中国的艾滋病患者人数已跃居亚洲第二，仅次于印度。2003年9月，中国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联合国出席关于艾滋病问题特别会议时承认，“艾滋病防治工作仍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艾滋病在中国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8 {- p/ O5 k7 u6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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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2001年以来，中国已进入艾滋病发病和死亡的高峰，2002年全年报告艾滋病病例数比2001年增长44%。有学者警告说，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至少有80%生活在中国农村，如果不能加大防治力度，就会由于病情恶化马上变成艾滋病病人。而由于医药负担沉重，一个病人会使两三名人口变成赤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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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7 i# N3 i" ]! y3 S, i与此同时的一个事实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无论是艾滋病、艾滋病感染者还是民间防艾人士，都处于边缘化地位。但到了2003年，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的坚持不懈，使他们（艾滋病、艾滋病感染者还是民间防艾人士）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主流媒体上。尽管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高耀洁仍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但那些经历苦难的人会永远铭记她、感谢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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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无法判断高耀洁在国家防治艾滋病的政策选择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但她的意义，更多在于唤醒国民对艾滋病的认知，呼吁大家对艾滋病人拿出爱心。第55届联大主席霍尔克里曾面对全世界的新闻媒介这样赞誉过这位堪称伟大的中国女性:“知识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国河南，就有一位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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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的高耀洁: F# b, c. B( g$ N1 E: C
# e. O7 Q# h' c2 s7 D4 ^7 j; ?晚餐是那么简单:玉米糊粥，素炒土豆丝，一份熟食，两盘咸菜，外加一盘馒头。惟一的奢侈品是炒鸡蛋:“你不是客人吗？专为你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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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 t. {# ?9 [* M这是高耀洁家12月17日的一顿普通晚餐，一年中绝大多数老两口的日子都是这样过的。而在前不久，她刚刚在国际上获得了一笔5万美元的奖金，“这儿、这儿，都是我的钱！”她打趣地指着一个房间里挨着几面墙、码到一人高的书。它们是高耀洁几年来为宣传艾滋病知识而付出的全部心血，整个房间都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油墨味道。这些读物全部免费赠阅，一有来信索书，老人马上记下地址，以最短的时间寄出去:“咱不能拖着不办，人家以为赠书是假赠咧。现在骗子太多，咱不能再让人以为遇到骗子了。”0 H, [/ V7 k, t
+ s1 M/ e6 G' g k- _4 |6 X* }吃完晚饭，高耀洁赶紧戴上老花镜，一头钻进小屋，开始修改书稿。别看快80了，老人还有自己的电子信箱，发邮件需要别人帮助，但自己可以收信打开看。从今年夏天开始，高耀洁主要忙于将几年来收到的群众来信结集出版，暂定名为《一万封信》。高耀洁一篇篇地看，不时念念有词，放下稿件，再一个字一个字地改。自谦“以前只会写病历”的高耀洁几年前曾拜过一位老师专门学写作。 % t7 |# m! d# h) M1 P7 p
0 ?5 n* [! @0 R) x2003年是高耀洁“抗艾（滋病）”的第八个年头。12月4日，高耀洁刚刚从豫南有艾滋病疫情的地区返回，给那里的孤儿送衣物。“都零下2摄氏度了，孩子还穿着单裤跑。”高耀洁用很重的开封口音，有些生气地大声说。她一直想把那里的孤儿介绍到一个健全的家庭里，但最近又遇到阻力，虽然想认领这些孤儿的人有许多。“他们不叫出来”，说是有官员担心“艾滋孤儿”出去，丢河南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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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D4 ^6 S$ m; ^8 q7 ^6 s% \+ |提起这些，老人总是显得怒气冲冲:“我对那些当官却不关心老百姓的，最痛恨了。”自1996年与艾滋病打上交道之后，太多的苦恼、无奈甚至愤怒，无法让她保存一颗平和的心。这位77岁的老人，爱也强烈，恨也强烈。进入得时间越长、越深入，她就越不平和。前几天在清华大学参加的研讨会上，一位专家曾发言称，中国的艾滋病感染者39%是吸毒感染，这与高耀洁所接触的大量因卖血或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现实相悖，她认定那位专家是出于种种考虑在“讨好某些人”:“我虽然上前跟她握了手说了几句话，但我心里别扭得很，你瞎话不说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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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H M$ s( P& S% @偶尔，这位面部线条一直显得很硬朗的老人也会流露出那么一丝疲惫和倦怠，“时间不够用啊”。她的声音有些虚弱，“我心里明白，这个岁数，马上就干不动了，这很可能是我的最后一本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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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Z! |5 \/ k4 w$ l& Z拉响警报的人 B* r2 T% P3 C' R$ h+ x& X0 P# q8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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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奶奶，你想不清楚、竟想出艾滋病来了，咱这哪会有这个病啊！”1996年，已经退休的高耀洁去某医院会诊时遇到了一位女病人，极度消瘦、高烧不退，皮肤出现暗紫色斑点。她记得在一本书上看过“艾滋病”的介绍，好像有点症状比较类似，但她刚一提出自己的怀疑，便有年轻的医生不假思索地否定。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艾滋离自己太远太远。3 I! a$ K# a' |7 ]0 a3 P8 }7 t, e
7 `$ k$ C+ ~$ |/ Z4 j这位病人后来被确诊，此前她曾接受过输血。“开始不相信是中国的事。”像许多人一样，高耀洁起初也怀疑病人或病人的丈夫“作风”不好。“抓她爱人来查，抓小孩，一下查了十来个”，病人的爱人很不高兴，但还是接受了检查，结果都是阴性，高耀洁才相信病人是通过输血感染的。! ]: o" ~7 D" h( |
! ]# Z7 p) {# O3 B高耀洁遇到的第一例艾滋病人实际上也给她自己一个小小的教育:原来对艾滋病，自己也有许多偏见与误解。这年秋天，她开始把从各种资料上看到的知识摘下来，自费编印预防艾滋病的小知识。此后的二三年间，陆陆续续散发到河南许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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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b$ ~! `& _1 v" G+ d1999年8月，高耀洁收到河南某县一位检察官寄给她的信，信上寥寥数语，却明确告知一个信息:最近在上蔡县文楼村里，有很多艾滋病人。近似于一种本能，她立即警觉起来。 其实在此两个月之前，武汉大学医学院教授桂希恩已经“注意”到了文楼村。他的一个河南籍学生告诉他，家乡流行一种怪病，夺去很多人生命，希望他能帮助看一下。桂希恩后来确认，“怪病”实际上是艾滋病，当时他已发现了数百名艾滋病携带者，都是90年代初在河南盛行的“血浆经济”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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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信后，高耀洁马上找了一位记者，于1999年9月第一次去文楼村。知道她是医生，当时的情况还不像后来那么紧张。一个叫吴拢的28岁女子扯了扯她的手:“俺给你煮花生吃吧”，然后一拐一拐地进屋去了。下个月再去，吴拢已经死了。她和丈夫是在卖血时认识而结婚的，小两口、老两口，家里的两个孩子都是艾滋病感染者。“当地人都知道谁家是。走了十几家，拍门都是，没几家好人家。”“难受啊！同样是命，来人世一场，咋就过成这样呢？”老人想不明白，回到家躺在床上，一晚上一晚上地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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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迫使这些村民靠出卖自己的鲜血换取暂时的财富，钱还没在他们手上捂热几年，更大的灾难不仅将原来的那些血汗钱席卷一空，更将一个个家庭彻彻底底地摧毁。11月，高耀洁联系到12位艾滋病人，过春节前，她给其中的8位每人寄了100元钱，让他们好好过年。谁知半个月后，她收到了四张退款单，写的都是“收款人已死”。“生命真脆弱啊！（当时）说话响当当的，说死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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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n- u9 t* Q4 M% `) }经常深入艾滋病疫区，高耀洁见到了太多的苦难和悲剧。2001年3月，42岁的艾滋病患者王有志给高耀洁写信，希望能见一面，“我赶到村子里，村子里正在出殡，走到棺材前，才知道死的人正是王有志，我嚎啕大哭”。老人起初有些难以接受，不过到了今天，对艾滋村来说，死亡是每时每刻都会发生的现实。最多的一次是看到一个村一天有9户艾滋病人出殡。“死了就死了，都有点麻木了，也没那么难受了。”老人长长叹了口气，好一阵沉默。最早认识的那拨艾滋病人，她一口气能说上二十几个人的名字，“现在那拨人都不找我了，死了，成一杯黄土了……”0 u2 E, g% l2 n- `)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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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了，一些艾滋病人也知道了高耀洁。他们知道，没人管他们，但这个老太太至少会提供帮助。“那会我当家，钱都大把大把地花出去了。他们一来、一哭，至少给50元、100元，刚走一拨又来一拨，几千块钱转眼就没了。”这几年在外面挣的稿费、讲课费之类的，全都贴了进去。一些记者也找到高耀洁，希望她能帮助探访艾滋村的真实情况，高耀洁从不拒绝这样的请求，尽管有时对她这样一位近八旬的老人实在困难。0 [( L6 b8 U( }5 a0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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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29日早上5点，高耀洁便来到火车站，准备打开一个新疫区。上午10点便到了驻马店，再换乘汽车去新蔡，结果路上遭遇到非常严重的堵车。和她同去的两名年轻人憋闷得受不了，挤到窗前，一翻身跳了下去，可苦了70多岁的老人，呆在车里挤不出去，连气都透不上。从早上10点一直在车里堵到晚上8点半，连口水都没喝，等到了驻马店时腿都肿到膝盖了。0 K4 {8 r- P W ]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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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上蔡、文楼、尉氏等艾滋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渐渐被外界所知。她也渐渐成了一些人眼里特别不受欢迎的人。原本预订好的一场“防艾知识”讲座，因为“河南至今还未发现一名艾滋病人”而被取消;一位摄影记者偷偷跑到尉氏县拍照，马上有人找到高耀洁家，怀疑她跟摄影记者“串通”，让她把胶卷要出来。在艾滋疫情与数字仍与“政治”挂钩的时候，高耀洁曾面临很多难以言说的压力。有人说，河南的脸就被她给丢了，“安徽、湖北也有艾滋村，但那里人聪明，不闹，没有高耀洁！”高耀洁知道自己是个“有争议”的人，但她说:“我干的事，老百姓支持，只要他们支持，我就干下去。”; Z6 R3 ~) R, ~(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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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高耀洁给自己定的目标是，已经被“认可”的老疫区不去，“我要‘打’新疫区”。的确，每一次下疫区调查都有点“打”游击的意味。一次，听说尉氏县某地三个乡疫情都很严重，高耀洁带了两个年轻的记者去了。一进村，村干部并不直接撵她，而是客气地表示要用车送她回郑州。“俺告诉他们要去开封，俺娘家在那儿。”三个人上了车，走到离开封还有45里地的时候，“俺跟车上说，到了！”两个男记者跟着一起下了车。三个人在5块钱一晚上的小旅馆住下，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老人把还在酣睡的两个年轻人叫醒，“走，咱再回尉氏！”经验丰富的老太太知道谁是最可能的知情者，在以一顿饭“收买”了一个三轮车夫后，他们坐着小车歪歪扭扭地进了村。结果，一下子走了七个村，每个村都有十几家已感染上艾滋。一个被捂得很紧的县就这样被“炸开”了。' p+ q# s% ?7 |- A9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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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氏之战”是高耀洁的得意之作，但并不是每次都这样顺利。“新蔡、项城没打开，还要再打。”她像一个指挥官一样，给自己布置着任务，“有时这也像赌博一样，你去十次，未必能捞住一次。没人帮忙，进不去;进去也找不着，找着也不说。”老人自己也承认，很多是靠钱砸出来的，一个新疫点没有一两千块是根本打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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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哪儿去，高耀洁都能跟当地的司机关系成了“铁杆”。有一次，她和同去的人雇了一个车，拉着满满几箱东西去疫区，沿路不停地发放。路上只听到司机给家人打电话，偷偷说，“拉了一群精神病，净把东西往外扔”。跟着他们走了一天下来，司机终于明白他们的用意，执意以少收50元钱表达自己的敬意。 “我的想法是，死的时候最好不要有‘隔夜食’。”这是高耀洁的看法。近几年在国际上获得的几笔奖金，她都用在宣传艾滋病知识的印刷上，“这些钱花完了是胜利，花不出去是失败”。高耀洁一再这样说，全然不顾自己现在还住在儿子的房子里。原来“像贫民窟”一样的旧房拆迁了，要再迁回去得拿出17万元，老伴很是发愁，但高耀洁压根儿就不想这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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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o8 q# C0 j9 e: K叫高耀洁不管闲事，似乎是件太难的事。1982年，高耀洁收了一个叫马淑蛾的病人（老人的记性很好，对年份和人名记得特别清楚），得了颗粒细胞癌。她刚刚和村里的一个人订了婚，对方给了马父500块彩礼钱，未婚夫想让老丈人再从中借出200块钱给未婚妻看病，哪知老丈人竟不舍得。“我问他你咋不给？他说留钱给他儿娶媳妇，一问，他儿才13岁，可把我恼死了！”高耀洁“威胁”马父，不出钱就去妇联告他，马父说:“这是俺闺女不是你闺女！”趁着高耀洁出去开会时，把女儿领跑了。高耀洁一气之下找到省妇联，省找到市、县妇联。三个妇联主任找到马淑蛾家，坐在那儿不走，“高老师可给我缠死了”。老头无奈，出钱给闺女治了病。几年之后，高家来了几位特殊客人——马父带着女儿、女婿、外孙来看高耀洁了。进门就说:“高老师，你闺女看你来了。”高耀洁还没忘“报复”他:“你不说那是你闺女不是俺闺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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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是很单纯地同情她们，觉得治好病是医生的天职。”从很小时候，高耀洁的儿子郭锄非记得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家贼难防”，“家贼”不是别人，正是高耀洁，“家里的东西经常找不着，都是她送人了。亲戚、朋友、素不相识的，在医院门口看谁可怜交不起看病钱、没饭吃的，她就给人送，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年两年，一辈子！”4 G/ L8 d" ]# d$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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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战斗. W. n) w. a: R' o! h6 J
. `0 J8 x/ m3 W: Z. H& z& D在高耀洁家采访的最后一天是12月19日，因为第二天，高耀洁将赴济南，作为嘉宾参加一电视台元旦晚会的录制，讲述她和几位被安置到山东的艾滋孤儿的故事。- G0 ~8 C/ f7 c$ S! |. X8 M3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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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1年起，高耀洁开始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救助艾滋孤儿上，她至今不能忘怀的一个场面是:大冬天，8岁左右的孩子光脚拖着一双破鞋，一崴一崴地走着。连冻带烂，脚后跟都露出里面的骨头来。这孩子倒也不笨，抹了点锅底灰敷在上面，原来他是一个父母都因艾滋病去世的孤儿。高耀洁一直遗憾后来再也没找到那个孩子，没把他“救”出来，“问题是不止是一两个孩子这样，太多太多了！” g) ^$ X: a4 U# |
2 q! D" M" b! O3 @经她联系的孤儿有164个，以前高耀洁经常给孩子们寄钱寄学费，但后来她不得不改变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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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7月31日！”老人有点气冲冲地回答改变她决定的那个日子。那一天，她发现一个孤儿的叔叔把她寄过去的1100元钱用做赌博。此前，她给了一个叫冯团伟的13岁小男孩3个学期的学费600元钱，结果发现孩子一天学都没上，在河沟里挖沙土挣钱。钱都被孩子的大伯领走。“一个冯团伟就把我气得够呛！”因为钱和生活用品都落不到孩子手里，高耀洁于是决定不再给那些孤儿寄东西。: r2 Y& n& C3 ?4 E1 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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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耀洁的老伴郭明久老人说:“艾滋病是个太复杂的大问题，吃饭、穿衣、住行，哪一样听起来都很简单，但哪件事情都很大。心都是好的，但如果没有政府支持，仅凭个人的力量，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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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l( F. n) G% [! i+ S- X! A: O" I高耀洁还是决定尽自己的力为孩子做点什么。经她介绍，6个艾滋孤儿落户到她的老家——山东曹县。其中一个孩子刚到山东时，身上脏得被妈妈放在澡盆里洗了几个钟头才洗干净，他的小手却死死抓住脏衣服不肯放松，怕扔掉后没有衣服穿。煮熟的鸡蛋剥皮后放在面前也不知道如何吃，因为以前从来没吃过。另一个孩子因为有馍吃，便觉得到了天堂，每个孩子背后的故事都令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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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 }0 `$ q; X4 b6 e1 J6 S12月18日中午，一位台湾商人辗转打电话找到高耀洁，表示想捐30万元，请她帮助，为艾滋病做点事情。高耀洁拒绝了。从某种角度说，“高耀洁”已形成了一种品牌效应，她振臂一呼，至少也是应者甚众。但越是这样，她越是小心地观察着，不轻易出让自己的名声。她谢绝了不同派别的邀请，推掉了一笔又一笔无条件信任她而捐出的钱。在旁观者看来，这种拒绝简直就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但老人对这一点毫不动摇。虽然她也承认单个人的力量远远没有组织起来形成的力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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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办法啊，我也很矛盾，又想帮助人，又怕受骗上当。”老人坦率地承认自己的难处。当自己的防艾战争打得越来越有成果的时候，高耀洁也对周围的各种各样“防艾”团体或个人，保持着充分的戒心和警惕，有时候甚至令人感觉太过敏感、太过谨慎。但毕竟，我们无法理解和体会她8年来所面对的压力。6 O% q' t K5 b. C& z4 y-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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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味地排斥跟团体合作，是不是太绝对了？”忍不住向她提出这样的疑问。“没办法，矫枉必须过正。”老人毫不动摇，“跟一些团体走，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想为艾滋做点什么;跟财迷走，我遗臭万年。你没跟他们打过交道，你不知道这里面有多复杂……我不如就现在这样。”6 A& j E2 G4 `- W: j
j+ G' E2 h3 [& z. I' a“我快80岁的人了，要留得清白在人间。”高耀洁不止一次这样说，“我就是担心这些东西以后交给谁，交给谁我都不放心。”老人家一次又一次以审慎而挑剔的目光巡视周围可能的人选，掂量这个“贪不贪”，那个牺牲精神够不够。自然，无论在哪一点上，都没有几个人能再超过她的高度。' f" F" H, i- X; K, N
' [, |5 m; h4 } R& p此次去郑州采访高耀洁之前，曾在清华大学举办的防艾滋研讨会上见到高耀洁。一个大学生盛赞她是“grassroot（草根阶层）”的代表，老人有些茫然地看着对方。 g' @( [1 w( [0 ]8 Q
" i. K% l9 K# g" _$ l' Z, Q今年，高耀洁遭遇了一场官司，因为在她的宣传品中有一篇《你诈骗艾滋病病人的钱财不感到可耻吗》文章，湖北襄樊退休工人、“气味学专家”李德敏认为高耀洁是在贬损自己，因而起诉高耀洁。一审被判败诉后，原告李德敏在上个月不服判决，又将判决法院告到检察院。虽然在旁观者看来，对方无论从知名度还是影响力来说，都与她相差悬殊，但老人受到的伤害却是旁人难以理解的。她留心“对手”每一篇对她的反击文章，气愤地反驳，她甚至怀疑这起诉讼案背后有些别有用心:“他赢得了、赢不了，都是分散我的时间，我在世的时间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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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智力、我的能力，有时真的应付不了外面的环境，那真是四面楚歌啊……”谈及这场官司，不知触动了高耀洁哪一棵脆弱的神经。本来表情很坚定的老人突然神情怆然，一行清泪缓缓流下满是皱纹的脸。 高耀洁赴美家人来信：你走国人谩骂的路 在孤独中死去5 B: i/ g3 @ D/ Z- L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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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9 B) q4 H+ }( k3 o' a. x( I还有一位与高耀洁先生同样值得尊敬的医生-桂希恩，曾经与其一起
, T& I T& c3 \+ C) e6 R桂希恩1937年生于湖北武汉，武汉大学医学部传染病学教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医生，中国艾滋病防治专家指导组成员，中国艾滋病高发区的最早发现者。因其在艾滋病教育、预防、关怀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成为贝利马丁基金会颁发的2003年度贝利马丁奖唯一得主，2004年度中国中央电视台十位“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T4 F! J7 b( g. r4 y4 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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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夏天，桂希恩的一位来自河南上蔡的学生告诉他一件事，说村里很多人得了一种怪病，发烧、拉肚子，怎么也治不好，还有一些人已死于这种“怪病”，向老师请教这到底是什么病。几天后，桂希恩就来到上蔡县文楼村。第一次抽了11人份血样回来，结果10人艾滋病检测呈阳性。第二次抽140人份血样回来，一半艾滋病是阳性，而且他们都卖过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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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年开始，桂希恩数十次深入到河南艾滋病高发区，倾其所有为当地人提供检测和治疗的帮助，并开展家属内传播和母婴传播的研究。河南省当地政府以“破坏了上蔡县的形象，影响了上蔡县的经济发展”为由，宣布桂希恩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强行阻拦他进村开展更多调查。为了尽早获得该村疫情更详细的第一手资料，他被迫秘密进入上蔡县，并在多位热心村民的帮助下悄悄深入文楼村调查。同年10月，带着上蔡县文楼村的详细调查报告去北京，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汇报疫情的调查结果，得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示。) e/ t1 f G7 g2 j O6 _# ~4 F' V
3 [! Z7 R" k: b5 q8 n! D2 J在长达4年的“地下”工作后，艾滋病高发区的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艾滋病高发区就这样被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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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y; d8 ]: D3 z3 j1 ]+ ^桂希恩发现艾滋病高发区，不仅揭示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之众，而且还揭示了艾滋病在中国一个重要的传播途径———血液传播。这对中国防治艾滋病工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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