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开始，留在苏区12位领导都是毛主席的人，只有5人活到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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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八万六千人走了。

留下来的人，没有人告诉他们能不能活着。

他们接到的任务只有一个字——守。守一片四面是枪的土地，守一群已经弹尽粮绝的队伍，守一个注定要失守的根据地。这一守，有人守进了历史，有人守进了荒山野岭，再也没有出来。
走与留：一份没有人想上的名单

1934年的秋天，博古和李德手里攥着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决定了谁能跟着主力走，谁得留在原地。

表面上，去留由组织程序决定。据时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李维汉后来回忆，长征前干部的去留不是由组织局拍板的——党中央机关、政府机关、部队各自的党团负责人和行政领导，先报各自的名单，再由组织局统一编队。流程听起来合理，但背后的逻辑并不那么干净。
带有强烈宗派倾向的博古等人，也人为地将他们认为有"右倾"错误、不执行中央路线的人都留在了苏区打游击，何叔衡、毛泽覃等人就属于这种情况。

他们几乎都跟毛泽东有过长期共事的经历。

瞿秋白，早年革命战友，1934年才刚刚到达瑞金。陈毅，井冈山时期就跟着干，在赣南闽西摸爬滚打多年。毛泽覃，是毛泽东的亲弟弟。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长期在闽西根据地做群众工作和农村动员，最懂毛泽东那一套。

在掩护主力长征、坚守苏区的战略部署之下，博古、李德的宗派主义倾向，又把一批不认同其错误路线、支持毛泽东主张的干部留在形势险恶的苏区。留守是党中央下达的整体任务，但其中掺杂了“左”倾领导者对部分干部的排斥。

瞿秋白被留下还有另一个原因。从二十岁起，他就患上了肺病。瞿秋白长期患有严重肺病，难以承受长征艰苦行军；同时，受当时“左”倾错误影响，他被留在中央苏区。他希望能够转赴上海就医，这一愿望未能实现。

陈毅留守，腿伤无法长途行军是重要客观原因；同时中央也考虑到他熟悉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情况，安排他协助项英负责留守的军事工作。

一个是被政治选出来的留守名单，一个是被子弹挡在原地的命运安排。 这两件事撞在一起，就有了后来三年的故事。

一起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守的，还有红二十四师、独立团及地方游击队约1.6万余人，加上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红军伤病员，共3万余人。迎战他们的，是蒋介石调集的五十万大军，从北、东、南三面压来。
兵力悬殊到什么程度？留给项英的只有红军加上政府工作人员名义上的约三万人，而在这些人中有一万多人是需要别人来照顾和保护的伤病员。队伍中有一半多的人手中只有大刀和梭标，他们将迎战五十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主力红军出发后第三天，项英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会议。命令只有一条——守住，等主力打回来。

但没有人知道，主力什么时候能打回来。
苏区沦陷：1935年的九路突围

瑞金丢了，于都丢了，会昌丢了。

1934年底到1935年初，国民党军队从三个方向同时推进，中央苏区的地盘一块一块缩小，像一张被慢慢揉碎的纸。

正规阵地战打不下去了。弹药在消耗，兵员在减少，每一次正面对抗都意味着成批的伤亡，而补给线已经被切断。

1935年2月，中央分局接到指示，将留守的红军和党政人员分成九路突围，分散出击，向苏区外围的山地转移，就地开展游击战争。

九路人马，走向九个方向，大多数人就此散入历史，再没有完整的记录。

贺昌带着一路人马突围，在会昌河畔遭到敌军伏击，身负重伤，最终不愿被俘，举枪自尽。政治部主任，就这样消失在赣南的一条河边。毛泽覃率部在瑞金附近的山中坚持游击，被国民党军包围，中弹牺牲，年仅三十岁。李才莲带队突围后，下落不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证实早已牺牲。梁柏台在突围中被俘，坚贞不屈，惨遭杀害。

而其中记载最详细、也最让人揪心的，是瞿秋白的那一路。
2月11日，瞿秋白和何叔衡、邓子恢、项英妻子张亮等二十余人，乔装成商人及其家属，从瑞金出发。

目标是福建，再辗转到香港，最后到上海隐蔽就医。

这一路有两百名武装人员护送。队伍把自己伪装成香菇商人，分批出发，走小路，避大道，尽量不在一个地方久留。

2月24日，瞿秋白一行人在到达长汀县濯田区水口镇小迳村牛庄岭附近，由于不熟悉环境，第二天做早饭时一时疏忽，烧饭时冒出炊烟，被当地豪绅地主武装"义勇队"发现。义勇队将情报报告给福建地方保安十四团第二营，保安十四团第二营立即对瞿秋白等人进行围攻。

队伍行踪被国民党地方义勇队察觉，遭到包围。做饭升起的炊烟，也暴露了队伍的大致位置。

激战一个多小时后，见突围难以成功，年近六十岁的何叔衡不愿拖累战友，毅然纵身跳下悬崖，身负重伤，后被敌人搜捕，壮烈牺牲。瞿秋白也实在跑不动了，叫邓子恢带着大家先走，自己留在丛林里隐蔽。

最终，邓子恢突围成功。瞿秋白、张亮、周月林三人被俘。

1935年2月，瞿秋白落入敌手。
长汀刑场：瞿秋白的最后一百天

瞿秋白被抓的时候，化名林琪祥，自称是医生。他文弱儒雅，气质与普通知识分子无异，敌人起初并没有怀疑。

这个伪装撑了一段时间。但撑不住。

南京方面的情报到了，叛徒的指认跟上了，报纸随后用醒目的字号登出了他被捕的消息。 中国共产党的前任最高领导人，就这样曝光在整个国民党的视野里。

蒋介石亲自下了命令，审讯要做，劝降要做，但要快，要出结果。

接手审讯任务的，是国民党第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此人在中学时代就读过瞿秋白的文章，心怀敬意，审讯时放低姿态，表示惺惺相惜，言下之意是——你是文人，何必走到这一步。

瞿秋白直接打断了他。

他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两万多字，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坦承内心的迷惘与矛盾。他写道，自己成为中共领袖是"历史的误会"，骨子里只是一个"半吊子文人"。

6月18日临刑前，他神色不变，坦然走向刑场，沿途用俄语唱《国际歌》，还唱《红军歌》。到刑场后盘足而坐，回头微笑着对刽子手说"此地甚好"，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饮弹洒血，从容就义。时年36岁。

"此地甚好"，四个字，说出来的时候他在笑。

1935年6月17日，无计可施的蒋介石下令"瞿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在写下绝命诗后，被带至长汀中山公园，在一处凉亭前，拍下最后一张照片。照片里，他身着对襟黑褂、白裤、黑袜、黑布鞋，双手背后，意定从容，仿佛只是携友出游，留影纪念。

这张照片留了下来。一个人站在那里，背着手，看镜头，像要去赴一场普通的约。

拍完照，他走向刑场，自己选了一块草地，坐下来，再也没有起来。

瞿秋白死后，他的名字并没有立刻进入烈士名册。《多余的话》给他带来了长达几十年的争议——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软弱者，有人说他是叛徒。

1955年，周恩来亲自批示，将他的遗骨从长汀迁葬至八宝山革命公墓，并主持了迁葬仪式。那一年，距他牺牲已经二十年。

一个人死了二十年，才被正式送回革命的队伍里。

这不只是瞿秋白一个人的命运，是整个留守群体在历史叙述里的处境——他们没有长征的传奇，没有雪山草地的故事，很多年里，他们只是一个模糊的背景。
赣粤边三年：陈毅和那些活下来的人

1935年3月，陈毅出了中央苏区。

他腿上的旧伤没有完全愈合，走路还一瘸一拐。但他必须走，苏区已经守不住了。

他没有目的地，只有一个方向——向南，进山。

1935年红军长征后，陈毅与项英率部从中央苏区突围来到信丰县油山地区，并以此为中心，建立赣粤边红色根据地，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3月9日，陈毅等率领红二十四师七十团最后撤离中央苏区。途中，他遇到了原信丰县委书记曾纪财，一个熟悉当地地形的本地人。就是这一次偶遇，改变了陈毅的路线——他放弃原定的福建方向，转向赣粤边区。

当天夜里，陈毅和几个警卫战士换上百姓装束，在曾纪财带路下，巧过赣县王母渡，偷偷渡过信丰县桃江，在一个漆黑的夜里摸进了油山。

油山，成了南方游击战争的中心。
1935年4月上旬，项英、陈毅等在大余县长岭召集负责干部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正确方针，同时作出了进一步的分兵部署，广泛开展游击战争。

方针定下来了，但日子极难过。

住山洞，吃野菜，冬天靠烧马蜂窝取暖，夏天靠山泉降温。 他们没有电台，跟延安的党中央失去了一切联系。外面的世界在发生什么，他们不知道。延安知不知道他们还活着，也不知道。

蒋介石当然没有放弃追剿。

1934年10月，蒋介石获悉项英、陈毅已转移到赣粤边境，立即调动重兵，包围"清剿"。广东军阀余汉谋向报界夸口三个月消灭共产党和游击队，他们建成三道封锁线后，采取搜山、烧山、移民、并村、封坑、包围等等手段，进行最残酷的"围剿"。

三个月没消灭，改口半年。半年没消灭，改口一年。一年还没消灭，就说长期清剿。

但游击队就是没死。

在项英、陈毅的冷静指挥下，敌人的"清剿"屡遭失败。他们不跟敌人打阵地战，不在一个地方久留，山里转，林里藏，靠群众通风报信，靠地形迷惑对手。

这种打法消耗极大，但它有效。

三年，整整三年，项英、陈毅带着这支队伍，从没有被彻底消灭。

这三年里，陈毅写下了《梅岭三章》。那是他被敌军围困在梅岭山中、以为这次真的要死了的时候写的。他把诗藏在棉衣夹层里，想着万一人没了，留下这几行字也好。

后来他没死，诗也出来了。
1937年，抗战爆发。国共再度合作，南方游击队接到了整编命令。

1937年8月8日，中共赣粤边特委发表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宣言。8月27日，国民党江西省大余县县长向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发出通讯，表示愿与红军陈毅谈判。经过一系列谈判，1938年1月下旬，南方八省的游击队，终于汇集成一支劲旅，组成了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战争的前线。

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中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他们的长期艰苦奋斗精神与坚持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

但还有一件事没有说完——项英。

项英是这场留守斗争里最重要的领导人，没有之一。

他送走了中央机关的最后一支队伍，然后独自面对那个"无法想象的局面"。三年游击战争里，他是最高负责人，扛着整个南方游击区的指挥重担。

1938年，他出任新四军副军长。这是他应得的位置。

但1941年，皖南事变。

新四军军部遭国民党军突袭，项英在突围混乱中被叛徒刘厚总开枪打死。那一年他四十五岁。

他熬过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重重围剿，却在皖南事变突围之后，遭到已经叛变投敌的副官刘厚总枪杀遇害。

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是历史的一个模糊角落。

幸存下来的，最终有陈毅、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汪金祥五人活到了新中国成立。
陈毅，1955年授衔，毛泽东坚持要给他元帅军衔，说那代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那段历史，那个衔必须给他。从游击队里出来的泥腿子，成了开国元帅。

邓子恢，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农业，是懂农村、懂农民的干部。张鼎丞，担任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谭震林，解放战争时期是华东野战军重要指挥员，后任国务院副总理。汪金祥，转入地下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公安部副部长，名字在公众记忆里最为模糊，但他同样是那场留守斗争的亲历者。

五个人，五条不同的路，都从那片被包围的苏区走出来的。
留守，也是一种远征

后人谈长征，记的是那支走出去的队伍。

二万五千里，雪山，草地，飞夺泸定桥，四渡赤水，会师陕北。每一个节点都是传奇，每一个地名都被反复书写。

但留在苏区的人呢？

他们没有雪山草地的传奇，没有会师陕北的凯歌，没有一条完整的路线图可以标注，没有一个叫得出名字的胜利时刻。

他们有的，是一座山接一座山的躲藏，是一次接一次不知道能不能成功的突围，是在深山里等了三年、不知道革命有没有前途的漫长煎熬。

纵观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各个游击区牺牲的省级、军级以上高级干部不少于六十位，这是整个南方游击斗争全部范围的统计。

十二位留守领导人，七人牺牲，最终走到新中国的，只有五人。

瞿秋白的骨灰在长汀埋了二十年，才被迁回北京。贺昌牺牲在会昌河畔，连确切的坐标都难以复原。毛泽覃倒在瑞金附近的山里，死前把勋章扔进了河，不让敌人拿去羞辱他。李才莲的妻子池煜华在家乡等了他一辈子，门槛被踏出了一道深深的豁口，直到晚年才知道丈夫早已牺牲。

这些人留下来的时候，没有人承诺过什么，也没有人保证过能活。

他们只是服从了安排，然后咬牙撑到了最后——能撑到的，撑到了；撑不到的，就永远留在了那片他们曾经守护过的土地里。

这也是一种长征。

只不过，没有人给它写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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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开始，留在苏区12位领导都是毛主席的人，只有5人活到新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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