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躲避追捕，秘密来到广州，汪精卫如获至宝，奉为上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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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覃在昨天发布了《1925年，毛主席携杨开慧回到韶山，他还去了一趟“前妻”罗氏的家》一文到“覃仕勇说史”上，文中讲到，1924年年底，毛主席的身体不适，被迫请假回湖南老家休养。他也因此错过了我党在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到毛主席的工作。在故乡韶山养病期间，他通过办夜校、成立雪耻会，组织农民协会等等方式，拉起宣传组，建起了纠察队，甚至建起了第一个农村党支部——中共韶山党支部，在韶山掀起了巨大的革命浪潮。
这，就招致了当地地主豪绅的无限恐惧和无比仇恨。
其中的成胥生等“四大宪人”，向湖南省长、军阀赵恒惕告密，说什么“毛泽东在韶山组织‘过激党’，煽动农民造反”。
老覃在前些日子发布的《1922年，毛主席还是小学教员，湖南军阀赵恒惕初次接触，头皮发麻》一文中讲述过了，毛主席曾有模有样地走进省政府和赵恒惕面对面地展开过交锋。
赵恒惕当时被毛主席连环炮式的发问问得瞠目结舌，口不能言。
那天，毛主席扬长而去。
赵恒惕恨恨地对看着他的背影说：“湖南再来一个毛泽东，我赵某人便不能立足了！”
现在，收到了“四大宪人”的举报，再也坐不住了，厉声尖叫道：“湖南有毛泽东，就没有我赵某人！”
他密令湘潭县团防局派兵拿办毛主席，并叮嘱说：捉到毛泽东，就地正法。
所幸，湘潭县议员、开明绅士郭麓宾惜才，派人连夜奔跑了45公里的山路，前往韶山通知毛主席转移。
毛主席于是携带妻小转移到了杨开慧六舅向明卿在长沙的家里。
通过这件事，毛主席也更加深刻地感觉到了枪杆子的重要性。

在长沙羁留期间，毛主席判断，大革命高潮应该会在广州掀起，于是，他携带庞叔侃、周振岳等人，经衡阳、资兴、耒阳、郴州、宜章等地，前往广州。
老覃在昨天发布的《1925年，毛主席携杨开慧回到韶山，他还去了一趟“前妻”罗氏的家》一文中说了，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上点名让毛主席和汪精卫、胡汉民、叶楚伧等一同前往上海组织上海执行部。
根据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议决，胡汉民担任了组织部长，汪精卫担任上海执行部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作为中共中央秘书的毛主席，以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担任上海执行部委员兼组织部秘书职务，并代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秘书处文书科主任职务。
胡汉民以元老自居，眼高手低；汪精卫喜欢高谈阔论，不屑于日常事务。
所以，上海执行部的许多具体工作都压到了毛主席的肩上。
毛主席在主持组织部工作上，事事躬亲，事事妥当，被称为上海执行部的“代理组织部长”。
此外，他还协助起草了上海执行部办事通则，完善了执行部各种规章制度，多次担任会议记录，组织平民教育委员会。
当时的汪精卫看在眼里，喜在心里。

现在的汪精卫已经担任了广州国民革命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
他听说毛主席来到广州，如获至宝，高兴得不得了，热烈欢迎，奉为上宾。
随后，他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的第111次常务会议中，以自己事情繁多，难以兼顾宣传部长职务为由，提出了“提议请以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案”。
在汪精卫的操作下，毛主席担任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主持宣传部工作。
毛泽覃也因此被安排到了黄埔军校和广东区委从事革命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