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传奇：试论忽必烈时期蒙元政权对汉文化的吸收及其影响

显示全部楼层 · 2022-5-3 01:26:55

摘要：忽必烈时期是蒙元政权吸收汉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阶段，在汉族儒臣和忽必烈本人的共同推动下，蒙元政权从文化主导思想、典章制度、教育制度等角度全面吸收、利用汉文化的成果，这对此后元朝统治的安定和理学的兴盛、元杂剧的繁荣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中国历史上，汉族因为具备独特的地理、人口和政治经济等优势，故形成了汉文化一家独盛的局面，其生活和思维模式成为封建王朝建立后社会各级都必须遵守的共同准则，这种状况遂导致各少数民族在夺取中原、建立大一统政权后，往往会自觉地实现文化和生活模式向汉族的转变，以汉文化的基本内容为其治理天下的准则和方式，或二法并行，以汉法治汉人，以本族法治本族人，如辽、金各朝(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因现实统治的需要，汉法还是在整个政权中占据主导地位)，或通过激烈的社会变革，以汉法完全取代本族法，如北魏的孝文帝改革。

在所有这些吸收汉文化程度较高的政权中，元朝因为地域“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为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广之朝代，且吸收汉文化程度亦最高，故对本朝和后世的影响程度最深，而蒙元政权大规模吸收汉文化的行为，则基本上都是开始和完成于元世祖忽必烈时期，此后元代各位帝王大都是在忽必烈的基础上进行完善。

一、忽必烈时期吸收汉文化的背景

忽必烈(1215—1294)，蒙古政权的开创者铁木真之孙，监国托雷第四子，元宪宗蒙古汗弟，是元朝的真正创立者。忽必烈生平正处于蒙元政权由传统的游牧政权向农业政权转换的阶段，也是蒙元政权历史上新旧势力间斗争最激烈的阶段，而忽必烈则是在汉族文臣的影响和支持下，乾衷独断，一举改变了成吉思汗以来坚持游牧传统、鄙视汉文化的做法，真正全面将汉文化引入蒙元政权中并被各族政治精英所接受。

蒙古政权早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时期，就借助军事征讨，占据了黄河流域的部分汉族聚居地，而其时已经有部分蒙古贵族通过接触开始产生向往汉族农耕生活的意向，如《蒙古秘史》中即有铁木真的义弟、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曾“要求可汗将那用泥土作墙的许多城子，赏给我些”的记载，但是因为成吉思汗对汉族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排斥，认为“假如有一天我的子嗣和臣民都住进了用泥土建造的房屋，那就是我所建立的蒙古要灭亡的时候了”，所以该时和稍后的窝阔台汗时期蒙古政权仍然坚持蒙古族传统的游牧生活，大帐逐水草而居，而排斥定居的生活模式，在这种情况下，吸收汉文化的举措基本不可能出现。

随着金、宋的相继灭亡，到13世纪忽必烈统治时期，蒙古政权最终彻底占领中原，而随着汉族人口在整个政权内比重的增多，为了更好地维持对汉族的统治，实现“大有为于天下”、“期于宗社之安”的目的，忽必烈早在“潜邸”时就收罗了大量文学之士，“岁甲辰，帝在潜邸，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其中不乏闻名于时者，如许衡、郝经等，这些人在忽必烈即位后，屡次以“行汉法”相请，如至元元年(1264)，徐世隆进言曰：“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认为在已经“大一统”的状况下，当行汉法，表明本朝已承正统。至元三年(1266)，许衡上《时事五事》：“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行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举出历史上各少数民族政权在统治安定后皆用夏变夷以维持统治，借此指出本朝行汉法的必要性，“以是论之，国家当行汉法无疑也”。这些学者的建议，都极大地推动了忽必烈吸收汉文化以维护元朝统治的决心。

除文臣推动外，一心“期于宗社之安”的忽必烈也从与元朝同时或稍早的辽、金等国中找到了其全面吸纳汉文化的理由。较元朝稍早的几个同样是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都是通过大量吸纳汉文化入本朝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身统治的安定。如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从立国伊始，就确立了“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的原则，设置北面、南面二官，“北面治宫帐、部落、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而在文化政策上更是全面向汉族文化倾斜，采耶律倍“孔子大圣，万世所尊”一言，以儒家经典为辽国文化发展的主导方向，其继承者于此更是注重，自太宗以后，“制度渐以修举……骎骎崇儒之美”，遂开创了本朝百余年的安定统治。继辽而起的金朝在吸纳汉文化方面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通过采用暴力手段，使“宋士多归之”后，全面接受汉文化，不仅皇帝亲自“款谒先圣，北面如弟子礼”，称“孔子虽无位，其道可遵”。在政府中更是根据汉法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且采用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取士，其科目“兼采唐、宋之法而增损之，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严密矣”。这些做法，都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封建王朝统治的延续，对缓解民族矛盾、促进文化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忽必烈以前代为鉴，自然也会关心吸纳汉文化对本朝的有利之处。

二、忽必烈时期蒙元政权吸收汉文化的表现

从即位伊始，忽必烈就非常重视吸纳汉文化对维护其统治的重要作用，认为此举有利于“宗社之安”。在此思想指导下，元初积极推行将蒙古文化与汉文化尤其是汉文化中与政治、礼法宗教有关的内容的结合。这种努力，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文化主导思想上高度崇奉孔子和儒家文化，将两宋以来的理学推崇为官学。

早在其于潜邸时，忽必烈就重用文人赵壁等人，壁“以国语(即蒙古文)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而教授焉”，故忽必烈从年轻时期即树立起对儒学的浓厚兴趣，从而为其即位后尊崇儒学和儒生的治国理念奠定了基础。

中统元年，忽必烈认为天下已经安定，欲于此时大兴文治，借“……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以“兴利除害”、“补偏救弊”，遂于次年元月下令各地“岁时致祭”宣圣庙，违者严惩“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举文学才识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八月，“命开平守臣释奠于宣圣庙；九月，从王鹗请“于各路选委博学老儒一人，提举本路学校，特诏立诸路提举学校官”；中统三年春，“修宣圣庙”；至正四年春，“敕修曲阜宣圣庙”；五月，“敕上都重建孔子庙”，等等。这些行为都鲜明地表现出其人欲以儒学治理天下的意图。而在儒家理念中，忽必烈尤其重视理学对维护元朝统治的重要价值，称“有国家者，所当崇奉”，故尤其重视对理学诸臣的征用。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忽必烈对汉族文人的追求“惟恐其或遗”，其生平征集文人以听擢用的手段除了直接发布诏令外，还包括直接“赎买”被掠卖为奴的文人，或者广设儒籍，凡“登科发解、真材硕学、名卿士人”皆可入籍，国家于赋税等方面往往给予优待，如仅至元十三年就“敕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百九十，并免其徭役”。据统计，整个忽必烈统治时期，被其征用且委以重任的汉族文人有刘秉忠、王文统、史天泽、赵复、姚枢、王鹗等68人，以至在其统治后期形成了“省院诸司皆以南人参用”的局面。

其次，在文化典章制度方面，忽必烈时期也大量采用汉法以制礼乐、行祭祀。

经过漫长的封建时代，汉族政权已经发展并形成非常烦琐、复杂的礼仪制度，而这种制度又往往被少数民族政权统一天下后所模仿，如金朝于“正礼乐，修刑法，定官制”方面极为注重模仿汉唐之成规，欲以此使“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规”，实现文化层次上与汉族的融合。这种做法确实对维护其统治发挥了积极作用。

元朝在此方面亦是如此。忽必烈在其统治基本安定后，积极着手恢复汉文化中的礼仪制度：“世祖至元八年秋八月己未，初起朝仪……命赵秉温、史杠访前代知礼仪者肄习朝仪。”以周铎、刘允中等8人从乌古伦居贞、徐世隆等人“稽诸古典，参以时宜，沿情定制”，后又“搜访旧教坊乐工”，得杨皓、曹楫、刘进、郑忠等人，遂使礼乐兼备。

除礼乐制度外，元朝的祭祀制度中也大量采用汉族封建上层的传统礼仪，不同祭祀行为必须配以不同的服饰、音乐。如以配乐为例，仅忽必烈朝就有《肃宁之曲》、《镇宁之曲》、《亿宁之曲》、《丰宁之曲》、《保宁之曲》、《咸宁之曲》等，而其他诸如祭祀社稷、先农、孔庙等曲则完全采用金、宋之制。

元朝的礼乐、祭祀制度，在学习汉族的基础上，亦有所创新，但总的来说不失传统制度的庄穆、宏大，故后人亦称：“元之礼乐，揆之于古，固有可议。然自朝仪既起，规模严广，而人知九重大君之尊，重其乐声雄伟而宏大，又足以见一代兴王之象，其在当时，亦云盛矣。”

第三，在教育体制方面，忽必烈也大量参考汉族政权的教育模式，于中央、地方设立教育机构，并设专职进行管理。

忽必烈对汉文化的重视，不仅仅表现在其大量吸纳汉族文士进入政府、重视汉族文人对维护其统治的重要性，以及以汉族的礼仪制度来安排本朝的祭祀、礼乐等行为，更重要的是表现在他大量恢复长期因战乱而废弃的各级教育机构，以此培养了大量继承汉族传统礼仪文化、思维模式的文人。

早在即位之前，忽必烈就采纳文臣建议，积极恢复地方庙学，如宪宗丁未年即命张德辉等人回复真定庙学，祭祀“先圣先师七十子、二十四大儒”，此外还于“郡县皆建学校”，由此可见其对中国传统教育模式重要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一直延续到其整个统治时期。忽必烈即位后，于中统二年又下诏整饬地方学校，称“事由似缓而实急者，学校是也”，遂大量选取“博洽多闻之士”教授诸生。此后忽必烈对教育体系逐步完善，在中央如至元六年设国子学，征许衡及其弟子12人，二十四年正式立国子监，纳各级官员子弟入学，在地方则逐步于各级行政区划下皆建立相应等级的学校：“据《元史·世祖纪十一》、王圻《续文献通考·学校考》载：世祖时诸路学校的具体数量为：至元二十三年，二万一百六十六所；二十五年，二万四千百余所；二十八年，二万一千三百余所。同时，在各路设提举学校及教授、学正、学录等官，负责地方官学的管理工作。此外，还于中统二年设立医学；二十三年设立社学；二十八年在江南诸路儒学和各县学内设立小学。”通过逐步完善各级教育机构，忽必烈为元朝的汉文化教育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除重视官学外，忽必烈也非常重视私人教育。一方面，对旧有学院予以保护，允许不愿仕元的宋、金遗民从事学院教育，命令“凡有书院，不得令诸人骚扰”；另一方面又大量重建或新建被战火焚毁的书院，“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史》统计：世祖年间新建书院34所，重建14所，在元代仅次于惠宗。”遂使元朝再现了两宋时期的学术兴盛局面。

忽必烈时期蒙元政权在皇帝和文人的共同努力下，不遗余力地对汉文化展开深入研究和吸纳，这种自上而下展开的官方行为，保证了汉文化在短时期内成为政府统治模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也由此引起蒙元政权内部守旧派的激烈反弹，如《元史·商智耀传》即载西北诸藩王曾遣使入朝责问：“本朝旧俗与汉法异，今留汉地，建都邑城郭，仪文制度，其故如何?”而蒙哥汗驾崩后，守旧派更是在阿里不哥率领下，与忽必烈展开激烈的军事斗争，并最终导致蒙元帝国的分裂。忽必烈政权的积极吸纳汉文化行为，虽然对于整个蒙元政权来说，是一次灾难，但从传承和发展华夏文明的角度而言，则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三、忽必烈吸收汉文化的伟大意义

在忽必烈的大力推动下，元朝从建国之初就积极吸纳汉文化，发展本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融，并最终取得了积极效果。

首先，通过承认汉文化的历史和政治地位，有效地缓解了因激烈军事冲突和文化歧视导致的民族矛盾，实现了汉族文士的归心。

重视“夷夏之辨”一直是中国封建时代汉族文人重视的话题之一，故汉族士大夫有敢倡导投降、亲身为异族政权服务者，多被目为“汉奸”，这也是汉族与非汉族政权交替过程中引起激烈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忽必烈通过自己的尊孔崇儒行为，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忽必烈重视儒学的做法符合了汉族士大夫“用夏变夷”的心理，故被之视为明主，许多文人对元朝的征召表示欣然服从，或以此为依据来说服南宋之臣向元朝投降，如当时著名儒士郝经在其《与宋两淮制置使书》中即云：“今主人开潜邸，以待天下之士……岁乙卯，下令来征，乃慨然启行。以为兵乱四十余年，而孰能用士乎?今日能用中国之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士于此时而不自用，则吾民将膏鈇钺，粪土野，其无孑遗矣。”姚枢在劝降赵复时，亦称忽必烈为“上乘千百年之统，而下垂千百世之绪者”，而被劝降的赵复在此言之下欣然北上。

在忽必烈及其文臣的努力下，当时诸多士大夫抛弃了传统以地域为标准的夷夏大防，转而根据接受汉文化的深浅程度来看待蒙元的“夷”、“夏”性质，声称“中族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入中国中国之”，有效缓解了汉族士大夫的排斥心理，在短期内即吸引大量文人加入新朝，从而实现了缓解民族矛盾的目的。忽必烈时期的这种行为，对整个元朝的意义颇为深远，以至于明代元兴，大批文人将新朝视为叛逆，宁愿自残也不愿出仕，甚至到明宪宗朝仍有文人为投身元朝者辩护，如何瑭即曾为许衡辩护道：“近世儒者，谓公华人也，乃臣于元……瑭著论辨之。大略以为，中夏夷狄之明，不籍其地与其类，惟其道而已矣。故春秋之法，中国而夷礼，则夷之。夷而进入中国，则中国之，无容心焉。元之君，虽未可与古之君并论，然敬天勤民，用贤图治，盖也骎骎乎中国之道矣。”由此可见，始于忽必烈时期的吸纳汉文化的行为对元朝遗惠之深远。

其次，忽必烈时期的尊崇理学的活动，最终推动了理学的兴盛和发展，为我国学术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出现于两宋时期的理学，于该时并未取得如后世那么繁盛的地位，不仅未在辽、金等朝形成广泛影响，即使是在两宋也因为隋唐学风之遗绪及本朝陆九渊心学的冲击，发展亦有限。但这种状况在元初最终得以改变，随着忽必烈对理学的提倡，理学逐渐成为整个元朝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思想。

经学经过长期发展，已经日渐僵化，两宋以前，除魏晋等少数特殊时代外，学者皆须严守师传，学者“尊其所闻，行其所知”、“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而经过唐宋以来的学术改革，如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运动、以啖助为代表的新经学运动和随着佛教兴盛而在南方文人中流行起来的禅悦之风，两宋以来文人日益要求学问能够打破师说，而理学则迎合了这种时代需要。在两宋时期的理学诸大家看来，“天理”存于“人性”之中，人生而知之，“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

主张学者获得真理不必借助外力，仅需“正心修性”即可：“有欲屏去思虑，患其纷乱，则是须坐禅入定……人心不能不交感万物，亦难为使之不思虑，若欲免此，唯是心有主。如何为主?敬而已矣……所谓敬者，主一之谓敬，所谓一者，无适之谓一。”

理学的这种特点，满足了宋元过渡阶段汉族士大夫的心理需求，其人可以借助自由注释儒家经典、评论史事等途径，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处世态度，“对于当时亟需摆脱精神困境的元代儒士来说，理学显然具有别具特色的心理效应”，“既具有适应非汉族统治下士人精神需要的一方面，又具有在非汉族统治下振复发展儒家政治文化、伦理文化的另一面”，故同时引起汉、蒙两族文人的崇敬，不仅姚枢、郝经、许衡等文臣对之“起敬起畏”，忽必烈本人也称“有国家者，所当崇奉”，由此在元初即出现了崇重理学的风气。这种风气至元仁宗时期达到高潮，政府科举考试正式取消“汉唐尚诗赋取士之法”，转而强调程朱之学，“明经内四书五经，以程子、朱晦庵注释为主”、“非程朱学不式于有司”。

政府的重视，造成了有元一朝理学兴盛的局面，不仅本朝以之注解儒家经典的著作大量出现，“四书讲章，浩如烟海”，其影响甚至蔓延到明清两朝，如明初所编《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书的内容皆源于此时，而理学之士遍及各个文人阶层的现实也说明元朝理学的兴盛程度;清初康熙帝亦重视理学对维护统治的巨大作用，遂通过大力提倡理学来消除明中后期心学泛滥的不良影响，在社会上再次掀起理学高潮。

第三，忽必烈时期蒙元政权吸收汉文化的范围，进一步推动了蒙、汉民间文学的交流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民间的文化生活水平。

忽必烈时期对汉文化的吸收，并不仅仅局限于高雅文化和政治文化，其内容亦涉及到民间文化的交流，这种做法并非元朝所独有，辽、金两朝亦有此举，如辽时“所用声曲，皆窃取中国之伎”，而金在与宋朝的屡次战争中，也多掠取“杂剧、说话、弄皮影、小说、弄傀儡、打筋斗、弹筝、琵琶、吹笙等方面艺人，尽携之而北”，但与元朝相比，辽、金两朝吸收汉文化无论是程度还是对后世的影响，都远远不及。

以后世最为著名的元曲为例。元曲，又称元杂剧，是一种在兴盛于北方的地方戏院本和宋、金宫调相结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戏剧形式。元曲之所以能够在元朝得以发展、兴盛，成为一种能够与唐诗、宋词相并论的文艺形式，亦与忽必烈时期蒙、汉文化的结合有直接关系。

蒙古贵族对声乐戏曲有着天然的爱好，如南宋赵珙在其《蒙鞑备录》中即云：“国王出师，亦以女乐随行。率十七八美女，极慧黠，多以十四弦等弹大官乐，四拍子为节，甚低，其舞甚异。”这种爱好音乐、戏曲的的特点在见识到宋朝类似节目之后，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专门从北方诸城市中掠取此类人才。元朝建立后，大都成为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重镇，不同地方的剧种如河南的曲剧、潮州的潮剧以及山西、河北等地的多个剧种都纷纷于此聚集、揉和，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剧种——元杂剧。而在戏剧兴盛的前提下，元代大批文人投身戏剧创作，成为名噪一时的大家，其著名者如关汉卿、马致远、宫大用、郑德辉、张小山等等，皆以“其有用之才，而一寓之乎声歌之未，以舒其拂郁感慨之怀”。这些剧作家将自身的愿望、苦闷与作品相结合，创作出一大批具有不同倾向的作品，如抨击黑暗政治的《窦娥冤》，反映追求自由爱情的《西厢记》，以及诸如《蝴蝶梦》、《陈州粜米》、《金生阁》等。这些作品一方面满足了时人的精神生活需要，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元朝民间道德观念、思维模式的变化，如由唐代元稹《莺莺传》改编而来的《西厢记》，但二者情节与思想却完全不同，前者中崔莺莺、张生二人的爱情最终以悲剧告终，莺莺哀叹曰：“始乱之，终弃之，固其宜矣……愚不敢恨。”后者则以喜剧告终，且在最终祝愿“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这种强烈的对比，非常明显地表现出元代民间风气的开放和对传统封建礼教的反抗。

综观整个忽必烈一朝，其时在吸收汉文化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亦取得了极大成效，其行为不仅对整个元朝统治的安定、文化的繁荣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亦对其后的明、清两朝产生了巨大影响，故在中国历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作者简介：王传奇，男，山东烟台人，史学史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

文章来源：《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2013年第4期，第84-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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