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6岁出狱，前妻儿子无一人到场，唯有小28岁的“小姨子”苦守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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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7日，武汉，天还没大亮。

洪山监狱门口，一辆车静静停着，没有横幅，没有记者，也没有前呼后拥的商界故交。

车门打开的那一刻，走出来接他的，不是妻子，也不是儿子，而是他前妻最小的妹妹。

这个人叫夏宗伟，比他小28岁。

那一年，牟其中76岁，进去的时候是58岁，一个改革开放初期最响亮的名字，就这样在铁门里熬过了人生最后一段最壮年的岁月。

外界很少去追问一个问题：牟其中的两个儿子在国外，前妻早已断了联系，这个＂小姨子＂，凭什么等了他这么久？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弄清楚牟其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命运本身就是一部浓缩的改革开放争议史。

1980年，牟其中在四川万县用300元起家，办了个贸易信托服务部。

十年后，他靠＂罐头换飞机＂的以物易物操作，用几百车皮的滞销轻工业品，从苏联换回4架图-154客机，轰动全国。

那是一个物资流通体系还极其僵化的年代，谁能打通计划经济和市场之间的缝隙，谁就能一夜暴富。

牟其中恰恰是那批最早看懂这条缝隙、也最敢往里钻的人。

1992年他自称身家20亿，坐上＂中国首富＂的位置，两年后又登上《福布斯》富豪榜。

发卫星、搞满洲里开发、提＂炸开喜马拉雅山引水＂的通天河计划，牟其中的野心早已超出一个企业家的范畴，更像是一个想用商业手段改造中国地理和经济格局的理想主义者。

问题是，理想主义在那个年代往往和资金链断裂只隔着一步之遥。

1995年，国家收紧银根，南德集团的卫星项目和满洲里开发嗷嗷待哺，账上却越来越紧。

从这一年8月起，南德集团通过湖北一家进出口公司，以虚构进口货物的方式，向中国银行湖北分行骗开信用证33份，涉及资金逾7500万美元，造成银行实际损失近3亿元人民币。

这个决定，后来被认定为信用证诈骗，成了压垮整座商业帝国的最后一根梁。

1999年1月7日，北京的一个冬日清晨，牟其中的车被便衣警察拦下，当场刑拘。

同一天，一个此前几乎没在媒体上出现过的女人，也一并被带走——她就是夏宗伟。

要说清楚夏宗伟为什么会被牵连进去，得回到她进入南德的那条路。

她1971年前后出生在重庆万州一个搬运工家庭，家里七个姐姐一个哥哥，她排在最小。

四姐夏宗琼是南德集团副董事长，当年南德正推进对苏联的飞机易货项目，急需俄语人才，就把最小的妹妹送去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学俄语。

学业没读完，夏宗琼又把她叫回来照顾孩子，1991年安排她进南德当秘书。

同事对她的印象是安静、话少、不起眼，牟其中起初甚至公开表示不打算重用她。

真正让牟其中改变看法的，是1991年＂飞天计划＂最忙的那段时间，夏宗伟经手大量合同文件，认真程度让人另眼相看。

1993年，牟其中与夏宗琼秘密离婚；1994年，他把这件事告知夏宗伟，随即让她做生活秘书，两人开始住在一起。

那一年，夏宗伟二十四五岁，牟其中53岁，姐姐还是名义上的至亲。

这段关系放在今天看，无论从伦理还是从年龄差来说都相当刺眼，但在当年南德那个由牟其中一个人说了算的商业王国里，几乎没人敢提出异议。

1997年，南德资金链已经紧张到食堂断米、车队没油的程度，夏宗伟自掏腰包借出五千元买米、一万元加油。

那时候她月薪不高，这已经是她能拿出的极限。

也正是从那时起，她的身份彻底和南德的命运绑在了一起，绑到最后，连自己都成了案子的一部分。

1999年那次刑拘，夏宗伟同案被带走，两个月后被批准逮捕，进了看守所。

2000年5月30日，武汉市中院一审宣判，牟其中信用证诈骗罪成立，判处无期徒刑（二审维持原判后，后续经再审改判为有期徒刑十八年）；同一份判决书里，夏宗伟被＂免予刑事处罚＂。

免予刑事处罚，意味着她有罪，但不必再坐牢——这四个字，某种意义上比一句＂无罪＂更沉重，因为它没有给她一个彻底翻案的余地。

31岁，她走出看守所大门，身上一分钱都没有。

如果只看到这里，很容易把接下来发生的事简单理解成一段生死不渡的爱情故事。

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夏宗伟接下来做的一切，与其说是在守着一个爱人，不如说是在守着一段没有说清楚的账——她要证明南德的垂危、牟其中的选择，到底是不是当年那份判决书写的那样简单。

据公开资料，从2000年牟其中入狱起，夏宗伟以＂妻子＂身份定期赴洪山监狱探视，往往坐夕发朝至的卧铺，买不到座位就站一夜，靠侄女打工攒下的几千元钱撑过最难的日子。

她在监狱附近租了间农舍长住，方便探视，也方便随时跟进申诉进展。

2003年3月，她整理出两万多字、共125页的申诉材料，递交湖北省高院和最高法。

2004年，湖北高院启动民事再审程序，随后又以＂延期开庭＂搁置。

2011年，程序重新启动，说最快当年9月开庭——后来又没了动静。

十几年里，进展常常只停留在＂即将有结果＂这一句话上，真正落地的判决，始终没有等到。

有人可能会问，这样年复一年地跑法院、递材料，图的是什么？

牟其中在狱中的表现，可能是理解这份坚守的另一条线索。

据公开资料记载，他被安排在洪山监狱第五监区，坚持每天锻炼、看新闻、订阅数十份国内外报刊，并保持每天写作的习惯，笔记本积累起来相当可观。

商界一些老熟人也没有彻底断了联系——万科创始人王石曾专程到洪山监狱探望他，公开谈及自己对牟其中处境的复杂感受，这在当时的舆论场里颇为罕见。

在商业信誉几乎归零的年份里，还有人愿意进监狱去看一个＂首骗＂，说明外界对这个案子的评价，从来不是非黑即白的一边倒。

事实上，围绕牟其中案的定性，学界和商界至今存在不同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信用证诈骗事实清楚，判决合法有据；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那是特定历史时期银行信贷制度、担保规则和企业融资渠道都极不健全条件下，一个激进企业家在资金链断裂边缘做出的孤注一掷，罪与非罪的边界在当时的法律和金融环境里本身就相当模糊。

这两种叙事的分裂，恰恰说明了一件事——牟其中案争论的从来不只是一个人有没有骗银行的钱，而是那个野蛮生长的年代，该用怎样的标准去评判那批＂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夏宗伟十几年如一日的申诉，某种程度上，是想把这个模糊的历史问题重新摆回到法律程序里去讨论一次。

这中间最难熬的一段，出现在2010年。

那一年，牟其中在狱中突发脑溢血，消息传出后，夏宗伟第一时间联系了在国外的两个继子，告知父亲病危——电话那头很快挂断，此后再无回应。

这一刻的落差，比任何判决书都更直白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在牟其中生命最脆弱的关口，真正留在他身边、替他跑动的，始终只有这一个人。

十几年的探视路，一次次落空的开庭通知，一份份没有下文的申诉材料，构成了这段关系里最真实的重量，远比任何浪漫化的描述都更值得被认真对待。

与其说这是一段爱情神话，不如说这是两个被同一个时代和同一场官司彻底改变命运的人，在漫长的不确定里，把彼此当成了唯一还能相信的证人。

2016年9月27日之后，牟其中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公开露面不多，据部分媒体报道，他仍在关注民事再审的进展，对当年的判决保持申诉态度；夏宗伟的生活轨迹，公开信息也十分有限。

这十六年多的刑期，拆开了一个曾经的商业神话，也几乎耗尽了一个女人从青春到中年的全部时间。

回头去看牟其中这一生，很难用简单的＂英雄＂或＂骗子＂去概括——他身上叠着改革开放初期最典型的两种气质:超前的胆量和对边界的漫不经心，这两种气质在那个法律和金融规则都还在摸索的年代，曾一起把他推上首富的位置，也一起把他推进了监狱。

制度的空白，给了牟其中施展野心的空间，也埋下了他最终跌落的隐患——这不是为他开脱，而是理解那一代冒险者命运时，绕不开的一层背景。

夏宗伟的选择，同样不该被简化成一句＂爱得深沉＂。

她本身就是那场官司里的当事人，她的坚持里，既有情感，也有想为自己那段被＂免予刑事处罚＂却始终没能彻底说清的经历，找一个交代的心思。

人性从来不是单一动机驱动的，把一段跨越十几年的关系简单归结为爱情，反而遮蔽了这段历史真正值得思考的部分——一个时代的制度缝隙，如何同时塑造了英雄、罪人和一个用半生去等待答案的旁观者。

牟其中和夏宗伟的故事，最终留给后人的，或许不是一个感人至深的爱情结局，而是一个提醒：在任何巨大的历史转折期，个人的胆识与制度的滞后往往同时存在，判断一个人的成败，不能只看最后那份判决书，还要看清他所站立的那片时代土壤到底松动到了什么程度。

这大概也是，十几年过去，围绕牟其中这个名字，争论始终没有停下来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