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儿园33人26个男孩！2024性别比111.7，光棍危机真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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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春天，江西妈妈小文将儿子送进当地一所公立幼儿园小班，全班33个小朋友，男孩竟然多达26个，女孩则只有7个。这个比例让小文感到吃惊，她想起来，当年生孩子的时候，全病房的产妇都和她一样，生的是儿子。
小文的发现并非个例。同年，北京一位母亲糖糖带女儿到幼儿园报到，班上17个孩子，男孩占了14个。2026年3月，小丽将3岁的儿子送入云南一所幼儿园小班，全班一共仅10个孩子，男孩就有7个。
生活中的孤立现象，并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但在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中，当下出生人口性别比的进一步失衡，却是确凿无疑的。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全国出生性别比为108.3，到了2024年则上涨至111.7，意味着每出生100个女孩，就同期有111.7个男孩出生。整体来看，出生性别比在2019-2023年间下降趋势停滞，但均徘徊在111附近，高于1955年联合国确立的能维持社会平衡的103~107。
而据2021年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的男性比女性多了3500万，00后男生比女生足足多出了1300万。其中，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13.17，二孩性别比为106.78，大体接近正常区间。但三孩数据，则直接跃升到了13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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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计划生育与社会经济教育的发展，“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开始普遍占据主导地位。但如果要深入个体，对男孩的偏好，依然得到了传统家庭尤其是农村地区理所当然的认可。二孩、三孩政策开放后，“儿女双全”的公开愿景，部分掩盖了这种对单一性别的诉求。
在少子化和性别失衡的双重作用下，另一种长期看来极有可能影响社会发展的人口问题正在凸显。
“想生男孩”的家庭

2017年夏季的某一天，12岁的福建女孩依依忽然多了个弟弟。在依依从小到大的印象里，父母从未提及再生一个孩子的需求，直到二孩政策开放后，已经40岁的母亲迅速将二胎提上了日程。弟弟出生后，虽然父母没有明显偏袒，但依依偶尔还是会忍不住想：父母是真的想给她再生一个弟妹作伴，还是目标清晰地想要个儿子？
上了中学后，依依发现，班里有比自己年小10岁以上弟弟的同学不止她一个，但其他几位都是女同学。有哥哥的妹妹，则一个都没有。
出生于1998年的南方女孩殷然曾经对母亲表达过，“要是自己有个哥哥就好了。”当时，母亲用一种理所当然的语气回答道：如果你有个哥哥，就不会有你了。
大学一年级时，殷然的父母怀上了二胎，生下来是个妹妹。在殷然的老家村里，两个女儿是无法继承宅基地的，父母犹豫过是否要再尝试生一个，最终还是受制于经济和身体状况作罢。但妹妹稍长大些后，父母还是试探性地问过她们，是否想再要一个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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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人口经济研究所姜全保教授表示，“在低生育率和高养育成本背景下，普通家庭很少单纯为了增加子女数量而生三孩，能够坚持生育三孩的家庭，可能具有更明确的性别、养老或家庭延续诉求。”
即便在重视宗族的部分地区，如今也已经很少公开表现“歧视女孩”，但姜全保观察到，隐性的重男轻女，转向为一种“女孩也很好，但家里至少要有一个男孩”的观念。“这种观念看似温和，实际直接影响家庭的生育停止规则，也就是生到男孩就停止。”
“父母与祖辈共同生活、生育决策受上一代影响较大”“养老依赖儿子、农村社会保障相对不足”等家庭，通过多生来追男孩的可能性更大。姜全保提醒，“城市家庭即使存在男孩偏好，也会受到住房、教育和托育成本的约束。但在部分县城和农村，自有住房、祖辈照料和较低的直接养育成本，降低了继续生育的门槛。因此，同样存在男孩偏好，能够真正转化为多孩行为的，往往是有家庭照料支持、经济压力相对可控的家庭。”
根据目前最新公布的数据，2024年，全国的出生性别比在111。假定在正常情况下，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是106：100，姜全保做了一个粗略估计：“106：（100*（1-x））=111:100, x大概是4.5%，也就是女胎中大概有4.5%的比例被性别选择性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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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余年来，尽管国家严厉打击“两非”，即“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非医学需要的人工终止妊娠”，但一些灰色地带的胎儿性别检测技术手段仍然存在，比如跨境产检、冒险运血、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的民间违规应用等等。
2025年12月，国内某海关缉私局就破获了一宗特大走私孕妇血样系列案，经查明，该涉案团伙累计走私出境孕妇血液样本超10万人份，非法获利超3000万元，涉案范围覆盖全国23个省份。
同年，华中科技大学社会调查研究中心基于第七次人口普查的调查论文《中国出生性别比下降停滞进程中的结构性失衡研究》显示，对全国出生性别比偏高贡献较大的群体，目前已有从过去的农村、低学历母亲、二孩家庭，转变为城镇、高中及以上学历母亲、一孩或三孩及以上家庭之趋势。
如今，社交平台上仍流传着无数宝妈“成功生育男宝的秘诀”，比如夫妻双方通过饮食和运动调节体内的酸碱性，进行一些未经科学证实的试验，还有不科学的心理暗示，比如在相关帖子下面刷评论“接男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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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准妈妈依然会大方表达自己对生男孩的渴望，但如今，大部分人会将这种偏好解释为“希望儿女双全”，“希望两个小孩有个伴”，以及“不想生女儿并看着她长大后经历生育之苦”。
一般而言，主观偏好女儿的父母，若生出儿子也同样疼爱有加。但因为宗族习俗、传统观念等原因想要儿子的家庭，则更可能让孕妇受制于种种强加的压力，从而不得不采取行动人为确认性别。
男孩出生率居高

从生物理论上，生男生女似乎是一个随机事件。
迄今为止，尚没有专业研究证明携带X或Y染色体的精子对卵子的结合存在显著差别。但事实上，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正常情况下，每自然出生100个女孩，都相应会有略高于这个数字的男孩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鹿群证实了这个比例，在自然出生的情况下，“男孩的概率稍高一点”。
其中一个原因是，纵观整个怀孕期，女性胎儿的死亡率要高于男性胎儿。比如2015 年，美国生物学家史蒂芬·奥查克及其团队就进行了一场史上样本量最大的胎儿性别比概率研究，研究结果发现，在妊娠的不同阶段，男性胎儿和女性胎儿的死亡率是在持续变化的，其中，中期至晚期，女性胎儿死亡率平均高于男性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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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没有人为因素干扰的情况下，人口性别比存在着依年龄递增而降低的变动趋势。有大量数据表明，男孩在成长过程中的死亡概率略高于女孩，随着时间推移，到婚育年龄时，男女数量开始趋于均等。因此，国际上将103~107设为出生性别比的正常值。此外，女性普遍比男性长寿，在老年人口中，性别比甚至普遍趋于100以下。
因此，我们可以将人口性别比与出生性别比结合起来看。“出生性别比”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出生人口中男婴与女婴的比例，“人口性别比”又称为“总人口性别比”，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年内，每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的男性人口。相较于出生性别比，它的短期剧烈变化反应会相对迟钝与平滑。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25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为104.21，较2024年小幅下降，但男性依然比女性多出2881万。
纵观历史上的七次人口普查，从1953年至今，中国总人口性别比虽然一直略高于100，但始终在105-107的区间内小幅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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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性别比则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开始明显失衡。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出生性别比就达到了108.5，正式超出了103~107的正常区间。 1990年，这个数据涨到了114.1，到2000年第5次普查时，出生性别比已经偏高到了119.92。随后二十多年，随着生育政策推行及超声波鉴定技术的普及，出生性别比整体呈上升趋势，到了2004年后才有所回落。
长达近40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客观上造就了不少独生女家庭。在不考虑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一对夫妇生育儿子或女儿几乎全凭运气，想要儿子的家庭，也鲜有“试错”机会。长远来看，这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许多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
不过，自80年代初期实施的“一孩半”政策亦规定，部分地区的农村家庭，在首胎为女儿的情况下，经批准可生育第二胎。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实行一孩半政策的人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52.8%。因此，出生于80年代至00年代的农村孩子，有较大概率生长在一个“姐弟”组合的家庭。
1980年到2010年这30年间，中国出生的男性为2.9亿，女性为2.54亿，男性比女性多出大约36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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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初，“单独二孩”政策正式放开。当年，出生性别比从2013年的117.6降到了115.88，2015年继续降到113.51。2016年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后，全国出生性别比为112.88，2017年继续降到111.9。到了三孩政策开放的2021年，性别比首次降至108.3，且往后两年未再上升。
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数据，2021年，全国出生人口中的“多孩”（即三孩及以上）占比为11.6%。到了2023年，多孩占比上升到13.8%。
客观来说，二孩、三孩政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出生性别比的平衡。在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环境内，最终生出男孩的概率，反而比多孩家庭更大。而在“有得选”的环境下，多生一个、两个的机会，不仅承载了更多家庭“追儿子”的执念，也留给了更多女孩出生的可能性。
但危机仍然存在。
失衡之后

随着时间推移，出生性别比的差距，首先溢出到了婚恋市场，直接带来婚姻竞争加剧、彩礼和住房压力上升等个体困境。如今，适婚女性数量减少，大量未婚男性积压，尤其是农村大龄男性的结婚困境再也不容忽视，骗婚、彩礼纠纷等社会问题愈发明显。
“在男多女少背景下，住房、稳定工作、车辆和彩礼容易被当作男性婚姻竞争的入场条件。家庭为了帮助儿子结婚，可能提前储蓄、负债购房或者增加彩礼支出。”姜全保说，“由此可能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农村和低收入家庭负担加重；二是本应投入教育、养老和生产经营的资金，被用于婚姻竞争。所以，性别失衡也可能影响居民消费、家庭债务和代际财富分配。”
姜全保曾在与学者李树茁合著的《性别失衡与婚姻挤压》（2025年）一书中，提到了“婚姻挤压”这个在人口学里常见的概念，即“在一夫一妻制社会中，如果婚姻市场不平衡，婚龄男女人数相差较大、比例失调，由此导致一部分男性或女性择偶发生困难。”婚姻挤压直接导致单身比例的上升，使得处在婚龄段的男性成婚困难，男性终身不婚率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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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而言，养老风险、人口拐卖、地区差距和社会分层加剧等隐患亦不可忽视。姜全保认为，随着人口性别比失衡，社会未来面临的再生产和养老压力会随之增加，“一部分男性长期未婚，意味着家庭形成数量减少。家庭小型化、少子化相互叠加，出生人口规模、代际支持和老年照护也会相继受到影响。”
目前，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全球处于相对靠前行列。与我们毗邻的韩国，曾经也度过了一段出生性别比居高不下的阶段，而后通过法律、文化等系统性的社会工程，纠正到了一个相对均衡的水准。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B超技术的普及和总和生育率的下跌，韩国的出生性别比骤升。据韩国统计厅数据，1990年，韩国的出生性别比高达116.5，第三胎甚至一度超过190。韩剧《请回答1988》里，身为家中“老二”的德善就常常遭到父母忽视，有限的煎鸡蛋只留给姐姐和弟弟，弟弟还能多得到两个炸鸡。
1987年，韩国修订了《医疗法》，禁止医务人员向孕妇告知胎儿性别。1994年进一步修法，对违反者处以最高3年徒刑，情节严重者吊销医师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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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上的威慑使得性别鉴定与选择性流产的操作成本大幅上升。到了2000年，韩国的出生性别比首次降至110.11，2007年则降至 106.2，落入正常生物学范围。2008年，韩国宪法法院废除了实施千年的“户主制”，正式推翻了原本由家族传承、祭祀、户籍支撑起来的男性长子核心继承制。
随后几年，韩国的出生性别比逐渐走低，直到2022年，创下了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104.7。2024年，随着重男轻女现象出现衰退趋势，韩国宪法法院裁定“32周前禁止告知胎儿性别”违宪，全面禁止过度限制父母权利，侧面印证了社会观念的根本转变。
长远来看，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落实男女平等观念，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根本方式。姜全保认为，推动出生性别比回到一个健康范围，不仅需要法律、制度的多方面合作，而且需要进一步推进性别平等制度和文化建设。
比如因地制宜地抓住治理重点和重点人群，“对出生性别比偏高贡献最大的群体，过去是‘农村、学历没有那么高、二孩家庭’，现在是 ‘城镇、一孩或三孩及以上’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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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建立多部门协同的常态机制。“卫生健康、公安、司法等部门需共享数据，建立预警机制，加强孕产期服务管理和出生登记制度。需要将治理工作常态化，预防反弹。”
生育不是一项瞬时性动作，而是一个兼具养育、婚姻和养老等多项社会功能的长期过程，姜全保认为，推动性别比回归健康水平，今后更不能忽视的，是保障生育权益，消除后顾之忧，“完善养老、医疗和长期照护保障，降低家庭‘养儿防老’的现实需求。提高女性在教育、就业和家庭决策中的平等地位。持续推动婚育文化和家庭观念转变，形成尊重女性的社会规范。”
好在，过去这些年的努力，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至少，与2004年的峰值121.18相比，到了2024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降至111.7，如今，要彻底扭转局面，仍需在消除深层文化偏见、提升女性地位等方面持续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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