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揭秘—国民党南京总统府中央警卫师起义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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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正在江北云集，准备发动渡江战役。
国民党军队凭借长江天险作垂死挣扎。
代总统李宗仁这时施放和平烟幕，幻想苟延残喘。
国民党首都南京警卫部队第97师突然于3月24日晚，从南京近郊江宁镇、板桥镇一带突破国民党海军的封锁线，渡过长江奔向江北桥林镇宣布起义，参加人民解放军。当时我是该师的师长，兹将我亲身经历的事实述其梗概如下:
一、我走上革命道路的经历
我在青年时期受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号召，决心投笔从戎，报考军校，为革命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1928年军校后,先后参加军阀混战,又参加抗日战事的淞沪、南京、宜昌等战役。在国民党部队20年，到1947年当了青年军整编208师副师长。从过去漫长的岁月中，使我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本质有所认识，感到国民党政治腐败，贪污成风。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口头上高唱实行三民主义，实际上已成为三民主义的叛徒，因而逐渐对国民党产生了怀疑和厌恶。1947年青年军208师司令部驻北平西郊，我经常收听邯郸广播，得知解放区已实行土改，贫民分了土地，孙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主张已在解放区实现了，共产党的政策取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因而感到国民党已是日落西山，朝不保夕。
1948年春，整编青年军208师改为87军，我名义上成了副军长。国民党军队的副职人员，一般不大过问具体工作，因此我就有时间去饱览故都名胜，观赏大自然的美丽风光，以消除心中的无限愁苦。表面上虽然过着生平未有的悠闲而安静的生活，但在思想上却有许多重大问题未能解决，如国家前途和个人前途问题，这些问题经常索迥脑际，更增加我的苦恼徬徨。
1948年夏,我母舅邓昊明、舅母李君素(他们都是邓演达第三党成员)来到北平，共话时势，因为是至亲，无所顾忌，我们无话不谈，一致认为国民党历史任务即将结束，我们必须顺应潮流，今天的潮流是全国被压迫人民求解放，这是不可抗拒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支持人民解放运动的就是正义的，对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不可徘徊犹豫。我托邓、李设法找地下党联系表明我的心情，只要接上头我便投奔解放区，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贡献。
1948年8月中旬，蒋介石突然来电相召，究竟是为什么？不得而知。我怀着重重疑虑专程南下，按时赶往黄埔路“总统官邸”。只见门外只有一个宪兵站岗，紧张的心情才稍稍缓和下来。进门后侍从武官和颜悦色引我到蒋介石的会客室，并招呼主客位坐下来，他转身到里屋去报告蒋，不一会蒋介石从里屋缓步踱到客厅，只见他面容憔悴，忧形于色。

他首先问我:“你从哪里来?”
我心存戒惧，不敢离题随便说话，只答:“从北平来。”
他问:“你的部队在干什么?”
我答:“部队是新招到的北方失学失业青年,正在整训。”
他一边问我，一边对我仔细打量，然后又查看我的履历表。他一边看表，一边点头，不断地“嗯!嗯!”我正在回味他的一举一动，他突然问我:“你没有当过师长?”我履历上缺少的正是这个职位，他这一问，似乎是暗示我:“你可要当师长了”我在这个问题上不便多说什么，只好答应是的，是的。他根本没有给我一句明确的有具体内容的话，突然说:“你回去吧！听我的命令!”这次召见就算结束了。
我离开客厅来到门口，蒋经国正在门口代替他父亲送客，我对他寒喧了两句:“蒋主任(他原是青年军政治部主任)好久没见了，可好！”他对我点点头说:“王师长，你要把兵
啊！再见吧！”
到这时,我才确知真的要当师长了。
回到北平不久，就接到国防部的调令，调我到南京任第45军97师师长。

二、御林军的情况
蒋任命我为第97师师长，是有他的着眼的。主要是我一直在他的嫡系部队18军工作，抗日战争未期又在背年军工作，当过三年多副师长(有两年多是整编师副师长)，在副师长职中是比较资深的。由于97师是蒋军中的御林军，所以师长一职，必须慎重选择由蒋亲自决定。我到职后，第45军军长赵霞私下告诉我:“97师师长一职，国防部一厅签呈了好几个人，总统都没有批，单单选中了你，这可不容易啊！只要你好好干，不愁没有前程。”他讲这话的目的，当然也是要我替国民党尽忠，死心塌地跟蒋走。
原来97师是由以下三个团组成的：289团，它的前身是军事会警卫团。直接担任蒋介石的警卫工作290团，前身是陈诚任六战区司令长官和军政部部长时的警卫团，直接负责陈诚的警卫工作。291团，前身是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警卫团，后来顾祝同任陆军总司令，又改为陆军总司令部管卫团，直接担任顾祝同的警卫工作。蒋介石把这三个团编在一起，组成首都警卫师，由总统府侍卫长石祖德兼任师长，平时担任“总统官邸”高级官员住宅和重要仓库的警卫工作，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看家部队。
1948年8月蒋介石发动的全面内战，全面失利，兵员补充供不应求。首都防务捉襟见肘，才不得不把这支御林军改编为野战军，与102师合编为第45军，负责南京近邓的管备任务。归首都卫戍总司令张耀明指挥。
三、地下党活动情况
我接任师长后，很快在南京东门街17号安了家。母舅邓昊明住城佐营，我经常抽空到城佐营舅父家走动。邓昊明早年是邓演达的信仰者，在北平组织过“本社”，不久与邓演达第三党合并，成为第三党的骨干分子之一。1948年8月中旬，我到邓家见到一位叫陆平的年轻同乡人，他在《大刚报》当记者，我表妹邓柏知道他一些情况，认为此人可能与地下党有关系，就向邓舅介绍了，邓舅去拜访了他。此后他就经常在邓家走动。一天邓舅突然告诉我，老陆真的是个地下党,他为了工作方便，已经向邓公开了身份。因为事先有思想准备。我没有大吃一惊,但感情上仍十分激动。找了许久的地下党，现在总算找到了。
从此老陆一有机会就与我谈心，谈中国的前途，谈内战的形势，谈国民党的内幕，谈党的政策，逐渐地必然谈到我的去向。我表示：国民党的确已无可救药，我对它已完全丧失信心。愿辞去师长职务，投奔解放区，为人民解放事业能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他对我的话不置可否，只说这种问间题关系重大，应该从长计议。
但在以后的会面谈话中，他忿然就蒋介石的为人，给我分析蒋的本质。他认为我们既然以国家前途和人民利益为重，关心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在重要的关键时刻，就应该将个人的恩怨忽完全丢开。这个问题在我脑子里也的确转过几转，但经过过与地下党们的直接接触，认识到弃暗投明是人生的大义，在大义面前古人尚且可以灭亲，我既然决心投向人民一边,对蒋介石就应义无反顾。他又说你一个人投向解放区，我们也欢迎，但是人民需要你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人民作出更大的贡献。我接受了他意见。
但我考虑到97师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的看家部队，里面上上下下不少人是他们的心腹死党，我当这个师的师长不满百日，对这些人不知底细，如果事先不做这些人的工作，到时候肯定拉不动队伍。如果事先做这些人的工作，又不免要走漏消息，反误大事。这使我左右为难，一时不能决定，只好见机行事，看情况再定。
至于如何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老陆说已经有过研究只能找少数比较知心的可靠的干部试探试探，面不要宽了，以免走漏风声。我根据党的指示，即着手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据平时的观察，289团团长杨镇洲和副团长邓健中两人，思想进步而且有正义感，我就先找他们谈心，发现他们不仅对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有烈不满情绪，而且对国民党的高級将领不顾人民死活发动全面内战更是义愤填膺。经过几次深谈，我觉得他们都是见义勇为的爱国志士，就将准备起义的打算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完全赞成建议歌血为盟，同生共死。扬、邓二人态度积极,给了我很大鼓舞。
在此期间南京，南京地下党史永见了我，他对我决心起义表示热烈欢迎，鼓励我努力为人民解放事业。他说为人民做过好事的人，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最后他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起义是要准备抛头颅洒热血，只要对人民有利，我个人的得失可以置之度外！
这次会见,使我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动力,更积极地进行准备工作，不久在师部的骨干中也物色了几位有共同语言的人。1949年1月，我想为起义准备一点思想基础，在一次全师连长以上军官集会上，我说了几句真心话。我说:“抗日战争打了八年，接着又打内战，真是毫无意义。”我又说：“老百姓不愿打仗，纵然有长江天险，打下去也无必胜把握等等。”此外我又与师部位参谋(赵昌然)谈心，我要他找知心的朋友暗中联络，争取些友军共同行动。
约在1949年1月初地下党提出我师起义的行动计划，要点如下：
(一)、解放军开始渡江时，97师开放江防正面60华里迎接解放军渡江。
(二)、以ー个团占领下关，阻止浦口的第28军向江南撤退，以便在江北歼灭该军。
(三)、以一个团占领飞机场，截断国民党的空运，相机捕捉一些战犯。
四)、师直属队和另一个团开进南京城维持治安，并保护重要仓库和军需物资免被敌人焚毁。
四、我与地下党联系经过
我接受了地下党交给的任务,并在师部与一些骨干人员作了仔细研究。接受了任务后我感到极为高兴，一想到自己与国民党20年的关系，很快就要一刀两断，不久我将参加人民解放事业，为人民的解放效力，精神十分振奋。但这个好日子究意在哪一天？心中又不免有些焦急。老陆可能看出了我的这种心情，特地写了两句诗给我“正是春雷动地时，城头已闻战马嘶”。这也正好透露了他也在焦急地等待那个好日子，即南京的解放的那个好日子。
3月中旬的一天上午，我忽然接到母舅的通知，要我到他家吃饭，我立即驱车前往，一进门老陆笑着迎上来，将我拖到后房,顺手把门关上。我意识到他要说一些重要的机密话，气氛顿时严肃起来。果然如此，他开门见山地说:“你以后的行动归陈毅司令员指挥。”我听后精神为之一振。老陆接着说:“到时候陈毅同志会通过电台命令你如何行动。你现在将师部电台的呼号告诉我，随后我将密码告诉你。”我将师部电台呼号告诉他后，他问我:“在唐诗里面,你哪一首最熟？”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葡萄美酒夜光杯。”他说:“好就用这一首作密码。今天定下来，我们立即电告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接着他将这首诗当密码的使用方法详细告诉了我，临别时他对我说:“我们该做的大体上都已做了。以后要尽量减少接触，城佐营也要少来。要记住:多一分谨慎，多一分成功。”
我返回师部后，突然想起我还不知道那边的电台呼号哩!顿时感到自己的疏忽，忘记问老陆。就决定挂个电话到诚佐营找老陆问问清楚。电话接通后，我听到对方正是老陆的声音，就问他:“你们的电台呼号是什么？”老陆在电话里只啊了两声，电话就断了。我当时很纳闷，怀疑是电话出毛病,准备以后进城再问他。
南京解放后，我才知道这次电话曾引起城佐营极大的恐慌，老陆认为师部对外电话是通过军部总机转接的随时有人监听。我打电话到邓吴明家问电台呼号容易引起別人怀疑。老陆和母舅都为我的安全而担心,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

五、起义遇险
1949年3月23日，首都卫成总司令张耀明，召集第45军营长以上军官讲话，突然宣布撤销赵霞第5军军长职务，由首都卫戍副总司令陈沛兼任。张在讲话中愤愤地说:“我们卫戍部队中有人意志消沉，在军官集会中散布失败情，瓦解军心，这实际上为敌张目。如果他不愿为党国效忠，他可以立即滚蛋！我决不允许有人在我们内部搞鬼！”他讲完话，随即以怒目对我，恶恶气地说:“王师长,你今晚到我家里去,我有话同你谈。”说完就退席而去。
我预感到要出事了，但事情究竞已经到了哪一步，当时还不楚。中午会餐我同陈沛、赵霞同桌，赵霞在席上痛哭流，诉说他过去的汗马功劳，今日的忠于职守，对无故被撒职，感到万分痛心，我找机会单独与他谈话，对他的遭遇表示不平。他大概到自己在不幸的处境中难得有个知己，就私下告诉我：“你的参谋赵昌然在外边乱说，你要注意！”这时我才知道张耀明今天对我大发作，不是没有原因的，原来问题出在赵参谋身上。
张耀明约我谈话的时间，临时改在3月24日上午8时，地点改在卫戍总司令部。第二天我按时前往。只见总司令部警卫森严，知道事情不妙。张耀明一见我就大发雷霆，出口伤人：“我过把你当作小老弟,现在看来,你不是人！”
事情的严重性我心中已有数，但是我想，既然他用找我谈话的式来处理我的问题,就说明事情还有容许辩解的余地。因此故意茫然地问他：“我究竟做了什么错事？”他朝我瞪了一眼，愤然递给我一张纸条说：“你做的好事，自己看看！”我接过纸条细细默读，越读心跳越快，象有个重锤在我脑袋里敲击。纸条写道：
王匪晏清被共用金条收买，丧尽天良，密谋叛变。该匪在军中散布流言，扰乱军心。并派参谋赵昌然发动宪兵队参加叛乱，企图占领机场，拦捕我军高级将领
我看到上面写的大都是事实，就暗中紧张思考对策。突然情急智生，决然抓住特务告密条上唯一不实之词进行反击。我理直气壮地申辨：“如果上面写的都是事实,共产党的确用金条收买了我，那就请提出证据,我请求立即派入到我家搜查，如搜出金条，甘受军法制裁！”
张耀明见我语气很硬，就也想抓住另外一个不可辩解的事来制服我，他说：“你集合全师连长以上军官讲话，说这个仗打得没有意义，这也是冤枉你的吗？你当师长的能对部下讲这种混帐话吗？”我考虑到这个情况他可能已经核查过，如一味辩解反而弄巧成拙，只好承认这是事实，在承认的基础上再适当辩解。我说：“这确有其事，那次我讲话心情不好，发了几句牢骚，事后懊悔了好几天。如果我真的要图谋不轨，会集合大家公开宣传吗？我会蠢到这个地步吗？”他听了我这些似言之成理的话愣住了，火气似乎也消了些。他立即命令我打电话给赵昌然，要赵立即到总司令部来，我知道这是要赵来对质，但电话不打不行。打完电话，张要我在办公室等候，没有他的命令不得离开。
我被软禁了，门外有宪兵布岗，事情竟然会发展到这一步真出乎我的意料。张耀明真要对我下手吗？他现在是不是到“老头子”那里邀功去了？我的问题涉及一大串人舅父、舅母，还有老陆同志，他们现在怎样了呢？回忆不久前京沪管备总司令汤恩伯在一次师长以上将领集会上说过:“现在我们内部有人思想不稳，对勘乱没有信心。这是什么党国信徒，我们大家到中山陵总理陵前去宣誓！”
当时我吃了一惊，感觉他说的这些话必然是有所指的,多半指的是我。我立即告知了老陆和母舅，要他们提高警惕。但愿他们已经隐蔽起来了。
我在张耀明的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胡思乱想，副总司令覃异之突然走了进来。我见他面色和悦似有同情之意，我就抓住机会向他诉说起来。我对他说:“我在18军工作多年,又是军校和陆大毕业，历史清白，望你主公道。”他却笑不答。这时赵昌然进来了，我以目示意并蹙了蹙眉头，暗示我已不自由，情况十分严重。经我向覃介绍后，覃立即领他到别处询问去了。
我只能在总司令办公室吃午饭，中午前后的几个小时一直没有人来打扰我，直到下午5时许，覃异之又走进办公室，出乎意料之外地对我说:“你回家去等着，随传随到，快走吧！”这几句求之不得的话，顿时使我如释重负。我向他数了个礼，就离开总司令办公室即向总部大门走去。口中不断念着:“虎口余生，逢凶化吉。”到了门ロ警卫员急去找司机，就在那几分钟内，覃异之又亲到大门口来催我快走。事后得知在我没有被释放之前，汤思伯曾来过电话叫覃把我送监狱拘留。覃回答说,“王师长已经走了。”这说明罩异之是在暗中帮助我，所以我得以脱离虎口。此时我担心赵昌然是否也会放出来,我想我已放出来了，他必然也会放出来。事后了解赵昌然在我被释放后不久也放出来了。但因我于当夜起义，他又被拘送羊皮巷看守所。

六、国民党首都警卫师起义经过
我一离开南京卫戍总部。就飞车回到东门街17号家中。我考虑起义的企图已经暴露，自己随时都可能再度被扣，开放江防正面迎接解放军渡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现在只有当机立断，改变计划，提前起义，渡江奔向解放区。我在家只待了五分钟，交待司机加足了汽油。就上车驰往江宁镇97师司令部，临行时想向爱人交待点什么,又想说了反而引起她的惊慌。因此连一个暗示都没有就起身走了。
在赴师司令部途中，又将已经发生的事情分析了一番，感到危险已迫在目前，再也犹豫不得，即使自己一时不被速捕，但如突然来一纸调令或象赵霞一样被撤职，那就一切都不可挽回了。只有在最后关头,把队伍调过江去,还可能为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一点贡献。考虑已定下年6时许车抵江宁镇师部,立即召集杨镇洲、邓健中等骨干密谈,我谈了赵霞被撤职和我被软禁的情况,谈了提前起义的打算。他们也认为提前起义是上策。此时起义可给国民党军队士气以极大打击,对渡江战役有利。他们慷既陈辞，认为在瞬息万变的紧要关头，一定要当机立断，若只空谈革命而无革命行动，对人民解放事业就谈不上贡献了。所以绝不能缩手缩脚，顾虑多端，功败垂成，徒自取祸。大家就提前起义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随后我召集97师警卫营长叶宏昌、主任参谋黄克栗、军需王道一、中校附员代理师政治部主任肖汉杰等，就提前起义的事询问他们的意见。
叶宏昌首先表示异议。他认为匆忙渡江起义不是好办法，江防控制很严，部队渡江有困难,即使过了江到达解放区，怼也不一定会相信我们。他提议把部队带到他家乡太湖一带打游击，创建一个“独立的局面”。
肖汉杰听说要起义，吓得面无人色，手足无措。他说这是重大的事，要郑重考虑。以免“一失足成千古恨”。杨团长听暴跳起来，说肖对起义泼冷水，要将他扣押起来。我与肖是小学、中学和军校的同学，深知他的为人，他是胆小伯事，但不会坏我们的事。
我又征求了几位少校参谋的意见,他们表示赞成，内心最后我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我们起义投向人民是正义的事，是大好事。我不是走投无路才决定渡江起义的，我是18军的老人，若去台湾是可以找到工作的，之所以不愿这样做，因为我不愿继续与人民为敌。不愿在内战中续站在国民党一边。我拿起义的事来和大家商量，目的是想领大家走上光明道路。现在情况十分紧迫，任何犹豫和幻想都会坏事。唯一正确的出路就是立即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