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中国现在的教育？（4.15回答摘录）

显示全部楼层 · 2022-4-21 08:39:48

你有没有想过教育的最终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培养具备创新精神和高素质的人才，也绝非是为了所谓的促进学生各方面的全面发展，而仅仅是为了维持现有的生产关系，生产整个社会化大生产所需的零部件与螺丝钉，仅仅是为了生产懂得服从上级的同时又懂得面向下层人发号施令的机器呢？
事实上，阿尔都塞就曾对此进行过系统性的研究，首要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一个社会，尤其是现代社会，是如何保持他自身的持续运作的，对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自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结合，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生产方式，那么在这两者中究竟是谁占据核心地位呢？在苏联和中国的教科书体系中反复出现的一句话便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生产力又是经济基础的核心，但什么是生产力，在主流叙事中，似乎一直是以科技来直接指代生产力，以至于绝大多数人一提到生产力便联想到科技，如果继续深挖，我们知道生产力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结合，但是这种层层划分始终都存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这始终是一个静态的图像，而社会的实际运转则是一个动态与交替的进程，因此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必然会有“再生产”发生，而这便是阿尔都塞关注的核心。
首先，再生产必然要分为生产力的再生产与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生产力的再生产又可分为生产资料的再生产与劳动力的再生产，对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阿尔都塞没有做过多的论述，他认为在这一水平上发生的事情，只是一种后果，它只是给人一种关于再生产的必要性观念：即如果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没有得到保障的话，社会生产的任何进程都是不可想象的，这一点是任何经济学家甚至是未成年的孩童都十分清楚的，因此关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本身只是一种人为筹划或者说是经济比例关系的结果，而这绝没有使我们能够对再生产的核心与各种机制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
为此我们来到了劳动力的再生产，那么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如何得到保障的呢？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工资，但工资可以囊括这一再生产的全过程吗？在马克思的眼里，工资只不过是工厂主为了保证雇佣者在第二天能够活着出现在工厂门口所付出的最低限度的成本，简言之，工资保障了劳动者的生存，但仅有生存是远远不够的，他还需要是“有能力的”，也就是能够合格地按规定在体制内进行生产，阿尔都塞认为现代社会对于劳动力能力的再生产不再像奴隶制或封建时期那样通过现场的直接实践得到保障，而是在生产之外，通过资本主义的教育系统和其他层级机构来完成。
那么这里所谓的“能力”仅仅指的是劳动者的技能吗？很明显，劳动者在学习必要的本领之外，还必须学习尊重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的规范，本质上便是由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秩序的规范，阿尔都塞对此有一段评论：

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的合格能力，同时还要求再生产出劳动力对遵守既定秩序的各种规范的服从，即一方面为工人们再生产出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服从，另一方面为从事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再生产出出色地运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能力，以便他们能够“用词句”来保障统治阶级的统治。换言之，学校给人们传授“本领”，但却是以保障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以保障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的形式进行的。所有那些从事生产、剥削和镇压的当事人，更不用说那些“职业的意识形态家”，为了要恪尽职守地完成他们的工作，都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浸染”在那种意识形态当中。无论他们是被剥削者(无产者)，剥削者(资个家)，剥削者的助手(管理者) ，还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大祭司(政府官员)等等，都是如此。由此可见，作为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不仅要再生产出劳动者的“合格能力”，而且要再生产出他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以及对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践”。只有在这种意识形态臣服的形式下并受到这种形式的制约，劳动力的合格能力的再生产才能得到保障。——阿尔都塞

但至此为止都没有触碰到问题的核心：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如果对这一问题避而不谈，那么如阿尔都塞所说，便是犯了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很多官僚主义者和技术主义者之所以试图掩盖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而将焦点全部集中在生产力中的科技之上，认为：只要具备愈发达的科学技术，那么整个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会随之发展，是因为他们只是政治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执行者，苏联时期的李森科便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
为此，我们得到了一个陌生的术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为了加快我们的论述进度，我并不打算像上面那样一步步展开，而是直接给出结论：
（1）什么是国家？国家就是国家机器。
（2）国家的首要问题便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问题，阶级斗争的首要目标便是掌握国家政权。
（3）必须对国家政权和国家机器加以区分。
（4）国家机器是统治阶级为了实现自身阶级利益的系统，而国家政权是支配各种国家机器的权力。
（5）国家机器包含两种机器：①镇压性国家机器②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因此，我们首先来阐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家机器包括政府、军队、法院、警察、监狱等等，这些也就是阿尔都塞归类于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东西，之所以称作镇压性，是因为这些国家机器都会在明确和严格的意义上直接或间接地使用武力以及肉体的暴力。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还区分了另一种国家机器，一种为数众多且形式多样，以不诉诸暴力，十分隐蔽的方式发挥其效用的国家机器——也就是所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就是一个由各种确定的机构、组织和相应的实践所组成的系统。在这个系统的各种机构、组织和实践中得以实现的，是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全部或一部分(通常是某些要素的典型组合)。在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实现了的意识形态，保障着这种国家机器的系统的统一。

因此可以列出以下八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教育机器
& h( o) U* q7 y$ w6 w _* F
家庭机器9 j; m* n3 C& h7 h
宗教机器+ s% b- n, m/ k- T
政治机器5 Z# Y+ {; k6 l% D, q% C/ u5 Q
工会机器
3 h1 E% t4 u" ^6 u9 E
传播机器1 R) ^! f/ b. G; A! K
发行机器- [1 K K, L& l$ v- m
文化机器# F, i, x& U+ S, g/ W; _

因此，我们便来到了教育机器的领域
学校与教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我们先引入一段阿尔都塞对此的论述：

   在我们极其概括地考察的前资本主义历史时期,最清楚不过的是,存在着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它不仅把宗教的功能，而且还把教育的功能，以及大部分传播、文化和出版的功能集于一身。从16世纪到18世纪，从宗教改革的最初动荡开始，全部的意识形态斗争，之所以都集中于反教权和反宗教的斗争，恰恰取决于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占据的绝对统治地位。法国大革命首要的目标和结果，不仅在于把国家政权从封建贵族手中转移到商业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手中，打碎了一部分以前的镇压性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如国民卫队)，而且在于打击了头号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教会。因此才出现了世俗的教士机构，没收了教会财产，创造了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取代宗教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占统治地位的作用。5 o# p- [4 ~* ?" e7 g  Z/ |
   当然，这些事都不是自动发生的：政教协议、王朝复辟以及贵族与工业资产阶级在整个19世纪进行的长期的阶级斗争，就是证明。这场斗争是为了确立资产阶级对以往由教会履行的各种功能的领导权。资产阶级在大革命最初几年就建立了新的(即议会民主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后来又经过长期激烈的斗争，在1848年的几个月和第二帝国垮台后的数十年重建了它。可以说，资产阶级正是依靠这架新机器展开了反对教会的斗争，并剥夺了它的意识形态功能：简言之，不仅保障了自己的政治领导权，而且保障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所必需的意识形态领导权。! X( @( e9 ?' n/ x# E# U! k
   正因为如此，我们自信有理由提出以下的论点（冒着它将带来的一切风险）。我们认为，经过同旧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进行了激烈的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之后，在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建立起来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的意识形态机器。
  v; \5 q% k  h) ?9 R    这个论点可能看起来是悖论性的，因为在大家看来，在资产阶级想要给自己和被剥削阶级提供的意识形态表述中，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似乎的确不是学校，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与普选和党派斗争相匹配的议会民主政体。1 ~. V. Q, _1 t- r, u) F5 g+ e$ b, G
   然而，历史表明：资产阶级曾经并且现在仍然完全有能力适应不同于议会民主制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各种形式：单就法国来说，就有过第一和第二帝国、君主立宪制(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议会君主制(路易·菲利普)和总统民主制(戴高乐)。在英国，事情就更为明显。从资产阶级观点看，那里的革命尤其“成功”，因为不像在法国，资产阶级(部分地由于小贵族的愚蠢)不得不听任农民和平民在“革命日”把自己拥上权力的宝座，并不得不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英国资产阶级则能够与贵族“妥协”，并能长期与之“分享”国家政权以及国家机器。而在德国，事情更令人吃惊。因为那里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在委身于那种非常“民族”和“社会主义”但很少“民主的”政治机器（也就是纳粹主义）之前，是躲在由帝国的容克(以俾斯麦为代表)及其军队、警察提供庇护和领袖人物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背后，支离破碎地进入到历史里来的。- ]/ s. G+ h0 {. s! v- n* r7 N
   因此我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资产阶级自己进行着政治斗争，并把政治斗争的折磨强加给人民群众，但在这些政治斗争的“舞台”背后，资产阶级建立起来的头号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教育机器，它实际上已经在功能上取代了先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即教会。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补充说：学校一家庭这个对子已经取代了教会-家庭这个对子。
+ `4 `4 }. X+ B! D    为什么说教育机器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呢？它又是怎样发挥功能的呢？我们将在最近一部著作中阐明这些问题。目前只说以下几点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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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有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无论它们是哪一种，都服务于同样的结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即资本主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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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每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以其特有的方式服务于这个唯一的结果。政治机器的方式是：使个人臣服于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臣服于间接的(议会制的)或直接的(全民公投的或法西斯主义的)“民主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器的方式则是利用出版物、广播和电视，每天用一定剂量向每个“公民”灌输民族主义、沙文主义、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等等。文化机器等等也是一样的(在沙文主义中，体育的作用占首位)。宗教机器的方式则是在布道和其他有关出生、结婚和死亡的重大典礼中提醒人们：人只是尘土,除非他懂得爱他的同类，爱到有人打他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教育机器的方式，我们马上会详细讨论。家庭机器等等也就没有必要再说下去了。4 \8 Y5 }% S2 o# C( E+ G3 i
( B  c( V1 h# y( O
③这场音乐会由一个唯一的总谱统治着,但在其中人们能听到一些“走调的音符”(无产者及其组织的极不和谐的音符，对立的或同时也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音符等等)。这个总谱就是现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把伟大先辈的那些人文主义的传统主题，以及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等等议题，理所当然地统统融合到它的音乐当中：民族主义、道德主义和经济主义。贝当曾说得更厚颜无耻：劳动、家庭和祖国。6 u4 ^! _! l" B6 ~% F6 n

5 n  t1 U8 V) b3 t  S' a④不过，在这场音乐会上，有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确确实实地起着占统治地位的作用，尽管没有人，或几乎没有人留意它的声音，它是如此沉默：那就是学校。8 u/ ~3 C/ y5 T# J5 [2 B- o' @$ x&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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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幼儿园开始，学校接纳了各个社会阶级的儿童，并且从幼儿园开始，在以后的若干年里(这是儿童在家庭国家机器和教育国家机器的双重挤压下最“脆弱的”几年)，使用各种或新或旧的方法，反复向他们灌输一些用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裹着的“本领”(法文、算术、自然史、科学、文学) ，或者干脆就是纯粹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伦理、公民教育和哲学)。到大约16岁左右，大批孩子就掉“到生产中去”，成为工人和小农。另一部分可培养的年轻人继续学业，好歹多学几年，直到中途落伍，充当中小管理人员、雇佣劳动者、中小行政人员以及形形色色的小资产者。最后一部分达到顶点，或者成为不完全就业(或半失业)的知识分子，或者充当剥削的当事人和镇压的当事人（公务员），职业的意识形态家（各式各样的僧侣，其中大多数都是俗人），以及科学实践的当事人。% ]: P; ~: T# Y/ v1 C1 U+ q+ \. @
沿途掉队的每一批人，撇开或多或少的失误或失败不说，实际上大致都被提供了与他们在阶级社会必须充当的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被剥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发达的”“职业的”“道德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识；剥削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和对他们讲话的能力；镇压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有发号施令和强迫人们“无条件”服从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领袖的修辞术进行煽动的能力；而职业的意识形念家则需要一种带着尊重，带着恰如其分的轻蔑、敲诈和煽动去影响人们意识的能力，以大谈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世界地位之类的论调。
, H7 j3 C& w) d) I 当然，许多这些相反相成的德性(一方面是谦逊节制、听天由命、温良顺从，另一方面是玩世不恭、轻蔑傲慢、狂妄自负乃至巧言令色和狡诈)，也会在家庭、教会、军队、各种图书和电影里甚至体育场上传授。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念中，没有任何别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在这么多年的时期里，有全体儿童每周六天、每天八小时来充当义务的听众。. w; V& X3 V  d' b+ M6 g9 r
   然而，正是通过在这个学徒期学习的东西——它们最终可以归结为由大量灌输的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包裹起来的一些确定的本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即被剥削者对剥削者和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关系)才真正被再生产出来。在这里，我要对我们即将提供的论证进行预支，即造成这个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来说生死攸关的结果的机制，自然被一种普遍盛行的关于学校的意识形态所掩盖和隐瞒了。这种关于学校的论调之所以普遍盛行，是因为它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形式之一：这种意识形态把学校表述为没有意识形态的中立环境。在学校里，尊重孩子“良知”和“自由”的教师们，面对“家长”(即孩子们的所有者，那些同样自由的人)满怀信任所托付的该子，以自身为榜样，运用知识、文学以及文学的或科学的人文主义广为人知的“解放”能力，为孩子们开辟了通向成年人的自由、道德和责任感的道路。' R* w# V) T$ p3 ]) H( F; i
   我要请另一些教师原谅，因为他们在不可能的、甚至恶劣的条件下，仍然试图利用他们从历史上、从他们所“教授”的学问中所能找到的科学的和政治的武器，来反对自己所陷入的意识形态、体系和实践。他们算得上是一类英雄。但是他们人数很少，而且有多少人或干脆说绝大多数人甚至还从没有怀疑过这个体系(比他们要强大并且会把他们压垮的体系)所强加给他们的这项“工作”，更糟糕的是，他们用最先进的意识，倾注自己的全部身心精力和聪明才智来完成这项“工作”，就像我们在幼儿园、小学、中学和技术学校的“试点”班所见到的那样。% A4 M; v$ P* p' `% s% G
   他们对这项“工作”的怀疑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他们用自己的忠诚本身维护和滋养了对学校的意识形态表述，这种表述使今天的学校对于我们当代人来说，显得那样“自然”、“必需”，甚至“有益”，就像几个世纪前，对于我们的祖先来说，教会也是那样的“自然”、“必要”、“慷慨大度”。事实上，学校今天已经取代了教会：学校继教会之后，占据了后者占统治地位的领域，虽然这个领域有所缩小(因为有非义务的教会，以及像学校一样既义务又免费的军队，细心地从侧翼掩护着它)。确实，学校可以指望家庭的帮助——尽管从《共产党宣言》宣告了家庭的“解体”之后，家庭会发出一些“尖锐的摩擦声”，来扰乱学校先前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功能的发挥(它的功能的发挥在过去是非常稳当的)。但从今往后，情况将有所不同：五月风暴之后，最上层的资产阶级家庭本身明白了一些道理，这些道理不可改变地动摇了他们，甚至经常使他们“颤抖”。——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学校与家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现在就来开始我们今天的具体论述

学校机器& U0 ]5 ?3 ]8 `, ?

我们可以先看一个学校中非常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叫家长】，每当有身边的同学被喊家长时，我们似乎都乐忠于在一旁围观，想看他在老师的指责与父母的应声附和下是如何反应的，实际上我们都清楚他会在父母与老师目光的双重威逼下慢慢低下头，努力回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沉默地等待这一审问的结束，随后，他会赔笑似的跟我们这些旁观者重复一遍方才焦躁的情感历程。事实上，作为旁观者，这一情景如此常见以至于我们几乎遗忘了这种现象究竟是何等的畸形与反常。在这里，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这一场景：从老师的角度来看，老师是否具有权力利用家长来完成对学生的监督，老师难道不应该守好自己的本分职责，在自己的责任内部对学生进行教育吗？为何需要牵动家长来贯彻自身的意志，这是否表面着自身教育水平的无能与低下呢？通过家长来实现对学生的进一步控制，这是否符合职业的道德呢？从家长的角度看，家长是否一定要顺从老师的意志，成为老师的附庸呢？家长的孩子是他们自己的所有物还是占有品，孩子具备自己独立的人格吗？事实上，我们很快能够发现这里似乎存在着一种雇佣关系，家长雇佣老师来进行对自己孩子的教育，而在这种情况下，当效果不好时（孩子不听话或成绩没达到要求），老师便需要对雇主（家长）负责，但是这种雇佣关系很快便被另一层阴影所掩盖：即雇佣关系暗示着参与交易的是两个具有选择权力的主体，我可以参与这笔交易，也可以不参与，而实际情况却是家长并不具备这种选择的能力，而老师也十分清楚这一点，因此他知道自己对于学生的指责和责备不仅不会激怒家长，反而会得到家长的附和与赞美——老师对自己的孩子真“负责”，为此我们经常听到的一句话便是：“老师把我喊来不还是为了你好吗？傻孩子，老师这样做说明老师关心你！”而很明显我们都已经受过了关心，因此为了能够真正解释清楚这一现象，我们必须引入更大的两个系统——即作为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与作为家庭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系统。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后者强烈地依附于前者，即家长本质上只是作为学校的帮凶，加以对学生进行意识形态的教育与灌输，在中国，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主要是资本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混合体，而在一些偏远落后的地区，这种灌输可能夹杂着一些个人效忠制度的封建主义意识形态的残余，而这种灌输的实际效果则主要取决于家长自身的情况：
如果家长本身就是弱势群体（占了绝大多数），也就是无产阶级的工人，那么这种灌输的效果是最好的，同时又由于这部分家长大多都是外来务工人员，渴望在大城市里扎根，从而促进了家长对老师的认同，这部分认同内夹杂着大量复杂矛盾的情感：对失去工作的恐惧、对融入大城市的渴望、以及一部分无知的顺从，因此这些无产阶级工人的子女从小接受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官僚主义的意识形态，甚至还包括犬儒主义等意识形态附属品，这是由他们家长的阶级属性决定的，其次，如果家长是摆脱了贫困状态的以技术人员为主的中产阶级，那么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极大概率会夹杂着他们自身的阶级焦虑，使得他们的子女在接受意识形态教育的同时大概率患上各式各样的神经症等精神疾病，比如强迫症、抑郁症亦或是恐惧症，倘若是小资产阶级的子女，那么他们去的学校大概率以私立的民办学校亦或是外国语学校为主，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意识形态的灌输并不是直接与强制性的，而是间接的，也就是通过一种拒绝、排斥的姿态加以接受的，他们之所以接受某种意识形态是因为他们渴望与无产阶级、中产阶级以及部分没有文化的资产阶级相区分开，同时他们的阶级属性也使他们能够识别出这种意识形态灌输中的资本主义成分与官僚主义成分，通常情况下，他们会选择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对官僚主义进行猛烈的抨击，而他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乃是源于他们不需要参与官僚系统的再生产之中，同时这种抨击也使他们产生了某种意识形态的优越感，而为这种优越感提供物质支撑的，自然是他们的阶级地位。最后，便是大资产阶级的子女，在这里千万不要以为他们是意识形态领域的自由人，认为他们再也不用像下面那些可怜人一样囿于意识形态的泥潭之中，他们作为大资产阶级的子女只是具备更大的概率以及更优渥的条件使他们认清意识形态的模样，比如维特根斯坦，但这些脱离意识形态束缚的【洞外之人】并不会也不可能致力于改变现有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系统，当然他们也不会为虎作伥，他们只是对此类纷争极度反感从而遁入哲学、文学以及艺术的领域来逃离一切世俗的束缚，而多数大资产阶级的子女则会被教育维持现存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再生产，也就是维持层层选拔的科层制度。
科层制度本质上是一个淘汰系统，既淘汰那些无用的“废物”（没有能力经过考试的淬炼的人），同时也淘汰那些可能对整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产生威胁的“觉醒”的人，那么正如题主所说，现有的制度不利于培育具备创新精神和高素质的人才，但这句话并不准确，首先，创新是为谁创新，其次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被称作高素质，很快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并不缺少那种以极高效率工作的机器人才，他们在最快地生产出令统治阶级满意的成果的领域内十分熟练，他们在管理方面也极具创新精神，真正缺少的是那种具有“灵魂”的人才，很抱歉我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描述性的词汇，但我不得不这样做，也就是这些人能够忠于自己的想法，只对自己负责。而统治阶级必须确保这一科层系统教育出来的人才既能够维持现有机制的运行，又不对他们产生威胁，因此，这些人才只能够称作一些杰出的技术工人与管理工人，他们的首要目的并非是所谓的促进科技的进步，而是维持现有的生产关系，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生产关系就是剥削关系，而他们正是这种剥削关系的助手，他们的高收入便是统治阶级为了收买他们所付出的感谢费。事实上这里又牵扯到了一个更大的议题：那就是知识精英分子和统治阶级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由于篇幅有限，我在这里不作更多的展开。
然而，如果我们仅仅将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看作只在科层制度的内部运作，那我们便大错特错了：事实上，它还构成了我们日常的自我认知与情感体验：即我将什么事物看作值得被追求的，又将什么事物视为耻辱。正如柏拉图所说，要想让一个国家的臣民按统治阶级的意志生产工作，仅仅依靠在每个臣民身边安排一名监督他们的警察自然是不现实的，因为谁来监督这些警察完成他们监督的工作呢？因此最为便捷、有效的方式自然是在每个臣民心中植入一个理念，让他们根据这个理念的要求自动干活，通过理念的运作来完成控制。正如现实生活中每个学生都在成绩这个理念的要求命令下自动干活：当成绩提高时，他们会“自然”地感到兴奋与喜悦，当成绩下降时，他们会“自然”地感到沮丧与焦虑，但理念的控制并不仅仅局限在成绩的领域：当他们在图书馆忙碌了一天，从书本堆里走出来时，他们呆滞地凝望着夜空自言自语道：【真是充实的一天】，但他们被什么充实了呢？被书本中那些强加的并不理解的公式所充实，还是被他们死记硬背的答题模板所充实？他们把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都投入到背诵知识点与答案之中，并将这种投入本身视作有回报的，而这本身便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并不考虑这些知识点对于他们究竟有何价值，也不反思这些死记硬背是否僵化了他们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沦为“常人”，使他们丧失了精神本该具有的锐利与批判性，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丧失了对于生活细节的观察与反思，丧失了生命本身所固有的热忱，最终浑浑噩噩地丧失自我。如果反问他们，他们便会回答：“这是考试要求的，我也没有办法，反正记住就完事了。”这种回答看似是一种出于现实的无奈，但本质却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对于自身责任的逃避——无条件地信任学校能自动将他们所有的付出都等价地转变为回报，而从未思考过【我究竟想要什么？】【我渴求什么知识？】这些至关重要的人生议题，因此那些大学毕业进入社会之后的普遍迷茫便不足为奇了，因为他们既发现自己死记硬背的那些模板在社会上一文不值，又恍然大悟地发现他们并不清楚他们这辈子想干什么，他们从小到大从未面对与思考过这个问题，相反只是躲进【社会的规训】之中，将自己的大脑交给学校来安排，而事实上学校的意识形态机器也一直致力于生产这样一种意识形态：使学生信任和服从这一的理念【只要致力于生产成绩，就一定有所回报】。不仅如此，学校也反复灌输给家庭：【成绩不好的孩子大概率将来没啥出息】这样的意识形态来制造家长的阶级焦虑而使后者被迫认同前者，而家庭为了维持自身的再生产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来自学校机器的意识形态规训。

家庭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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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我们便来到了家庭：
事实上，家庭自身便是一个复合体，一个复杂的再生产系统，因为家庭不仅包含着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功能（也就是繁衍后代），同时也承担着教育、宗教、文化、传播等职能，实际上，家庭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最小单元，同时也是实现意识形态灌输最有效、最快捷的复合体。
在通常理解中，似乎对家的描述都是这样的情形：“家庭是温馨的港湾”，然而这一港湾却充斥着太多陌生的、外来的货船，每一艘货船都试图在这座港湾中出售他的货物，而这里所谓的货船实质上便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内的机构代表，而在这一系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机构代表中，对家庭影响最早，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便是学校。
这一情形不止出现在现代社会，实际上，古代的【孟母三迁】就反映出教育资源的稀缺性是如何主导着家庭的迁移与变动了的，而到了现代社会，教育的国家机器系统便与商业资本系统相结合，我们知道【学区房】与【辅导班】的开销是如今压在无数家庭头上的一座大山，但如果我们深入分析，就可以知道这只不过是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资本以及土地财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三者的联合运作，从而维系剥削关系，之所以称他们是国家机器，是因为他们都是一套完整的发挥其特定功能的物质性系统，之所以称其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便是因为他们发挥其功能的方式就是意识形态。
<hr/>直到这里我们再来回答前面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意识形态是什么？

意识形态
+ N$ C1 A- m6 M: h$ t

阿尔都塞对此的定义是：意识形态是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的想象性表述。
这里有三个关键点：
①实在生存条件：这里的实在是拉康意义上的【实在】，阿尔都塞在这里借用了拉康的概念，我们知道在拉康那里，实在总是一种创伤性的入侵物，他永远无法被符号系统整合，但为何他无法被符号系统整合呢？很快，我们就可以发现，这里的【实在】实质上指的就是实际生活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生产关系/剥削关系，而这里的符号系统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构造出的符号化表象，而后者的根本作用就是为了掩盖前者，掩盖前者的现实存在，从而保证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②想象关系：为何这一实际存在的剥削关系被个人接受为想象性质的呢？或者可以问：为何个体无法直接看清这一实际存在的剥削关系，只能以意识形态作为中介呢？事实上，这里所谓的想象，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每个个体身上所操作出的效果，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将【实际的】生产关系转变为【现实的】生存关系，而这种生存关系则被主体误以为是【真实的】（社会存在）。
③想象性表述：这里的核心一词是【表述】，实际上，这个词暗示了整个过程的再生产，也就是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意识形态首先通过其支配的那些国家机器的生产方式，使个体在其实际的生产活动中获得对其自身生存状态的确证：我就是这样生活的，其次主体在这一物质实践中获得的对自身的认知生产出了具体的意识形态，为此阿尔都塞区分了两种意识形态：一种是初级意识形态，而另一种便是这里所谓作为附属品的次级意识形态，前者是控制整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规划师”，而后者则是个体在实际的日常活动中感知到的“存在状态”。
我们在这里以一个现实的例子来讲述这个过程，我们举一个最为常见的体制内工薪阶层的例子：一个在事业单位办公的公务员，朝九晚五的工作制度，尽管他每天能够按时上下班，工作任务也并不繁重，但他总是会被时不时上级要求的工作汇报所打扰，为此他的工作经常会被中途打断，同时他也需要填写无数毫无价值的报表以及上报一些复制粘贴的文字图片，他也时常会为此抱怨：为何要写这么多无意义的工作汇报，填写这么多滥竽充数的报表，但抱怨的同时他也十分清楚相较于其他同龄人，他已十分幸运：因为他通过家里的关系获得了这样一份琐碎但又悠闲的差事，而他的同龄人仍在挤破头地试图进体制内。在这里，初级意识形态便是整个官僚系统的官僚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强调下级对上级命令的绝对服从，就算上级要求的是各种琐碎无意义的事物，但只要无条件地服从，就可以得到好处。因此这个公务员在他现实的实际工作中获得的并不是官僚主义意识形态，而是现代犬儒主义式的意识形态，也就是所谓“作为附属品”的次级意识形态。而每天下班后他则转入另一种意识形态之中——平庸主义与顺从主义的意识形态，他经常会跟妻子抱怨并“炫耀”：“每天都要做这么多无意义的琐碎工作，要......诶，没办法，毕竟都是为了钱，为了我们这个家庭啊。”但实际上每当讲这句话时他都以此为幸，同时他也会向他的妻子透露他的“深刻”观察：他的同事是如何的狡诈，是怎样讨好上级的等等。他会以洞察世事的口吻轻蔑地评论一句：【你看他多假啊】，因此现代犬儒主义的特征便是不信任所有人的行为动机，瞧不起世俗的一切的同时自身又随波逐流，他们对于自我的理解是某种冷静清醒的“局外人”，而其他人都浑浑噩噩看不清现状，犬儒主义者善于采用一种精明的“悲观头脑”来解释自身的现状：【又有什么办法呢？谁又不是如此呢？】而事实上他只是现有秩序的维护者，现有剥削秩序的生产者，如果你诘问他：你每天做那么多无用的事情所以你究竟对这个社会有什么贡献？他会义正严词地反驳你：“我每天要负责的事情可多了，底下那些人动不动就会出差错，问题都得我去收拾，领导还有各式各样的安排。”但他并不会意识到自己事实上什么都没做，他唯一做的事情便是现有剥削关系的再生产。而他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这一现实被他排斥在对于自我的理解之中。事实上，他之所以将其他人的动机揣测为邪恶与猥琐的并鄙夷世俗的一切，是因为这只不过是他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反映：一方面，他感受到了来自其他人的威胁，他只是体制内的管理者，他并不生产，只是维系现有的剥削关系，而“聪明的”能够发现这一点的有竞争力的他者随时都可能威胁到他的饭碗，而另一方面，他渴望摆脱来自上级的束缚，获得自由，但他无力脱离这个官僚体制而不得不向这一现状妥协，因此只能通过鄙夷世俗的一切来遗忘掉这一现状，并将这一鄙夷视作自己的某种特权与优越的象征。而到了周末，这一切又都变了，临近中午的他起床伸完懒腰过后，才意识到今天是一周难得的宝贵放松时间，所以他必须得去消费一通，此时他又转入另一种意识形态——消费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之中，在点评软件中翻来覆去找到一家评分很高，环境也很好但人均消费适中的餐厅，然后吃完饭和妻子照了好几张合拍以及饭店的图片迫不及待地发到社交媒体上，焦虑地期待着他人的点赞与评论，这里参与进来的又有多种互不相关又相互联结的意识形态：精致的利己主义、享乐主义等等，用完餐后，当他看到身旁的好几桌剩下好多没吃完的菜就离开的时候，他便开始了熟悉的议论：“你看看他们多么浪费，根本不考虑我们国家还有多少人吃不上饭，再想想那些非洲难民，多可怜，还好是生在我们国家......”这里又出现了一系列意识形态的混合体：环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变种，又夹杂着些许可怜自卑的民族主义。

臣服与误认
# D' O; b: P" N2 a6 m- K

从上述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每一种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初级意识形态）都会生产出其相对应的个人的意识形态（次级意识形态），而不同的意识形态可以在一个个体身上同时并存。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一种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都会生产（派生出）无数附属的意识形态产品，而这种附属的意识形态产品又掩盖了生产出他们的根本意识形态内容：消费主义、拜金主义掩盖了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用商品、金钱掩盖了资本雇佣关系的剥削过程），至此我们用阿尔都塞的一段话对上述内容进行一个总结：

我们要说，仅就某个主体而言，他所信仰的那些观念性的存在，是物质的，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他的物质的行为，这些行为嵌入物质的实践中，这些实践受到物质的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本身又是由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所规定的——这个主体就是从这些机器里生产出来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意识形态中“生活、动作和存留”的。因此主体范畴对于你我来说，是一件最初的显而易见的事情，像所有显而易见的事情那样，你我作为主体这件显而易见的事情本身便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后果，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的后果。事实上，意识形态的特性就是把显而易见的事情当做显而易见的事情强加于人，使我们无法不承认这样一种显而易见性......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唤问为具体的主体......事实上，意识形态的存在和把个人换问为主体完全是一回事。——阿尔都塞《论再生产》

在这里，阿尔都塞提到了他至关重要的概念——质询的主体，为此，我们可以参照拉康式的主体——也就是无意识的分裂的主体$，这里，所谓质询的主体指的是主体在落入符号网络，也就是能指之前，并不存在，正是符号网络赋予了主体一个位置，一个主体加以认同的点，而主体一旦完成这种认同便遗忘了当初对于融入这样一个符号网络，某个共同体的“被迫选择”，而对于所有人来说，第一个“被迫选择”自然是我们的姓名：
至此，我们又回到了我们本章的主题——家庭，在这里我们不得不给出以下的一个悖论性的描述：一个人在他出生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或者说，在出生之前，他就总是-已经成为一个主体，被赋予了一个姓名：他在特定的家庭意识形态的模子里被规定为这样或那样的存在，从母亲怀孕时起，这个孩子就按照这个模子被他的父母和祖父母亦或是其他亲戚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期望着：这种期望或是以物品挂件的方式加以表达，或是铭刻在孩子的姓名之中。事实上，在一个人出生之前，家庭抚养和教育的所有仪式都已然准备好了，因此一个人所要做的并不是成为自我，而是消除自我，投入这个再生产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人的出生只不过是为这一再生产的过程提供一种物质性支撑，允许父母对其进行观念以及爱欲性的投射，而阿尔都塞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和阿尔都塞的母亲露西安娜订有婚约的男人原本是阿尔都塞的叔叔路易，可是路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不幸死去，而从战场上生还归来的路易的哥哥——查里斯，回家后很快便向仍处在悲痛之中的露西安娜求婚了，而后者在无奈之下勉强同意了这桩婚事。这段曲折离奇而又略显草率的婚姻对阿尔都塞的一生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年轻痴情的露西安娜婚后始终不能忘怀死去的路易，因此尽管她仓促地与查里斯成婚并生下了阿尔都塞，但她依旧执拗地将这生下的孩子以路易的名字命名，以此缅怀早亡的恋人。所以，从降生的那一刻起，在母亲的眼中阿尔都塞早已不是作为他自己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他者被期待和怀念着，阿尔都塞曾回忆道：“路易”这几个原本属于自己的音节却因倾注了母亲对恋人过多的深情而显得十分空洞，从母亲叫唤自己的声音中，他听不到丝毫属于自己的爱。

因此，阿尔都塞在孩提的时代就清楚母亲心中牵挂的只是那个空无一物的名字本身，她唇间温柔的发音真正意指的只不过是那个早已长眠地下的恋人，她并不在乎阿尔都塞这个冒名顶替的肉身。所以，从小阿尔都塞便意识到：人只是一个没有实在的彻头彻尾的空无，人的诞生从一开始便是一个漫长痛苦的无尽黑夜。这种幼年的创伤是笼罩阿尔都塞一生的阴影，为此阿尔都塞曾在他的自传里写道：

我出生之时便被命名为路易。……它更多地取决于我母亲的意愿而不是我的。毕竟，它的发音是那个第三者的名字，那个剥夺了一切属于我自己的特性的人的名字。“路易”作为一个匿名的他者供随时传唤。它指涉的是我的叔叔，那个伫立在我背后的阴影：“路易”是路易，是我母亲所爱的死去的恋人，而不是我。——阿尔都塞《来日方长》

在这里，“路易”便可以看作是一个主体，一个供个体加以认同的点，阿尔都塞必须将“路易”这个名字看作是对自己的询唤，当他的同事向他呼喊“路易”——这个被阿尔都塞本人所厌恶的名字时，阿尔都塞也不得不向他人的呼喊做出回应：“嗯，我在”。这便是拉康称之为【对父之名进行认同】的过程：将一个空洞无意义的符号（路易）看作是自己的表征。因此，我们可以明白为何主体是分裂的了：主体一方面要对一个本质上陌生异己的符号做出回应（对自己的姓名），另一方面又需要探索自身的存在之谜（我究竟是谁？）。
正如阿尔都塞所强调的那样：主体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而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就在于构成具体的主体。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句话呢？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一点：意识形态构成了什么样的主体？答案自然是【质询的主体】，也可以称作被询唤的主体，这一主体我们在上面已经阐述清楚了，那么意识形态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来构成【质询的主体】？阿尔都塞将这样的机制总结为以下两个功能：
（Ⅰ）意识形态的承认功能（或可以称为臣服或认同）
（Ⅱ）意识形态的误认功能（我把一个纯粹的符号/能指（姓名）误认为是我自己）
我在这里打算利用【班长】这一能指来简要阐述意识形态的这两个功能：
从学生时代开始，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每个班都有一个不可撼动的权威：班长。多数情况下，班长一职都是通过【自荐-投票-选举】的方式产生的，而在这里，投票-选举便执行着承认功能：我承认他作为我的班长，他可以对我们发号施令，因此这里的承认指的便是对符号性权威的认同，而不是对其个人的认同，在这里我们可以联系国王和法官的形象：法官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原因而具有威慑力，而是因为他所占据的象征位置，以及这一象征位置背后的物质性或符号性支撑——法官背后的整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以及镇压性国家机器，国王背后的护卫队，亦或是班长背后的老师与班主任。
而意识形态发挥效用的第二步便是主体将这种别人对其符号（地位）的认同误认为是对他本人（个体）的认同。我还记得我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的一个女生由于是中途转校过来的，经常需要找班长寻求帮助（办理各式各样琐碎的手续），而我们班长将这种频繁的求助当作这个女生对他有好感，喜欢上了他，而中考结束后，我们班长向这位女生表白，结果被拒绝了，而这里出现的正是误认，我将【班长】这个符号/能指误以为是我自己。而类似的情形在生活中还有很多，我将某个符号性的荣誉误以为是对我自己的奖赏，我将他人某个无意间的话语误以为是对自己的贬损等等。
<hr/>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在逻辑，荒谬之处，我为什么是这个种族，为什么出生在这个地点、这个国家，为什么信仰这样的宗教，全都不是我所能决定了，在我出生之前便总已是如此，因此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在于我将一个符号性的能指（我的民族）误认为是我自己，我将别人对一个符号（民族）的攻击误以为是对我个体的攻击。因此我们每个人对于国家、民族、地区的认同都是一种融入共同体的“被迫选择”，这里就可以看出拉康所谓的主体的分裂效果——在一方面，我为我的国家、民族做辩护，并引以为豪，但另一方面，我不经意间察觉到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一个空洞的虚无的存在，偶然地落进此在的一个狭窄的角落里，发出那些无人在意的呐喊。
让我们再回到学校与教育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领域：事实上，【学区房】的高价格不正是掩盖了其内在生产关系的剥削性吗：家庭不得不花费额外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来换取不对等的教育资源，而家长额外付出的这一部分金钱便继续维持着剥削关系的再生产：我不得不努力工作，挣钱供孩子上好学校，从而我的孩子能够努力工作，能供我的孙子上一个好学校......
因此当父母为筹到购买学区房的钱焦头烂额努力工作时，这一意识形态也自然灌输给了孩子：【我每天累死累活的努力工作不就是为了让你读个好学校吗】【你不好好学习，对得起我们吗？】而孩子自然也内化了这一意识形态过程：【我必须得好好学习，不然对不起父母】【我也得努力赚钱养家，以便给我的孩子提前准备好一套学区房】而这一过程中，实际的剥削关系（教育国家机器利用其资源压榨家庭机器并从土地财政中获利，而家庭作为被剥削者的被剥削是双向的，一方面既需要努力工作维持企业的被剥削关系，另一方面又需要将第一层剥削关系换来的成果【工资收入】投入到另一层【学校-家庭】被剥削关系之中）便以学区房的高价格的形式掩盖了起来。
因此，这样一个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再生产网络便构建起来：从教育-土地资本的国家机器（学区房）——到企业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实际生产过程）——最终以话语（文化-传播）的形式渗入到家庭（父母对于孩童的过度要求与责备以及孩童对责备的积极或消极反应）。
<hr/>在我的记忆里，初中每回我忙碌了一整天回到家，父母的第一句话总是【晚自习把作业都写完了吗？】，而每次周末来临的时候，起床父母的第一句话总是【快点快点，辅导班要迟到了】，我想这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写照，为了能在应试教育制度体系中竞争下去，必须在课外付出额外的努力，而到了高中，学业逐渐繁重，剩余时间已无法支撑起课外的辅导班，因此高中我每晚回到家后，父母的第一句话则变为【别磨蹭了，快去写作业，不然又睡得晚，影响第二天的学习】......等等。事实上，中国家庭内家长与孩子的交流主要都是围绕学校、成绩、课外辅导这一条线展开的，而这一交流过程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效用的过程，而如果孩子尝试得到父母更多的爱，他们必须以这一系列意识形态作为中介：首先得奉献出一个足以让父母向他人炫耀的成绩，其次得让父母能够看到自己未来的光明预期，但父母绝不会因此满足，他们总会要求更多，永无止境......
然而，实际情况不止如此，在教育国家机器的渗透之前，也就是在孩童最初几年的养育过程中，资本商品等附属产品早已渗透进家庭机器之中：品质更高的奶粉，效果更好的启迪产品，各式各样的玩具还有网上各式各样的“如何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焦虑生产器等等，这些幼儿产业链同样也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参与进整个家庭国家机器的再生产之中。
<hr/>最后让我们来简要分析一个常见文化现象：如今人们通常将考公成功被录取称作【考公上岸】，如果我们仔细审视便会发现，这一语词显然是意识形态性质的，【上岸】一词暗示着从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过渡为【有实在的可以依靠的陆地】的状态，因此，这本身便是一种官僚主义的意识形态，将能够成功地融入科层体制与官僚系统看作一种幸运，再比如【脱单】一词，可以解读为个体努力从“可憎的”、“耻辱的”、孤独的单身状态转变为可喜的能够向他人炫耀的“幸福”状态，这里面便渗透着一种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因为为了维持这样“幸福”的状态，两个空虚孤单的可怜人不得不去努力生产那些他们视若珍宝的爱情影像，这类表象的生产必定依赖于商品的媒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一种语词向来都不是中立的，都是为某一特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所服务的，而传播便是这一意识形态生产的表象加以复制的过程，通过语词，我们形成了对事物的基本看法，并构成了我们近乎“天然”的好恶：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单身状态时，我们不受控制地感到羞愧，当我们看到别人考公“上岸”时，我们不自觉地感到嫉妒......尽管我们表面上依旧在祝福。
因此，我们便来到了最后一章，也就是本文的核心：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生产关系再生产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之前那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是如何得到保障的？
对此我们的回答自然是：通过国家政权在国家机器——一方面是镇压性的暴力机器，另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的运用加以保障的。
而这两者的区分与差异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1）镇压性国家机器首要通过暴力镇压发挥功能，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则通过意识形态灌输的物质性实践发挥功能。
（2）镇压性国家机器的统一是通过集中化的组织来保障的，而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一则是通过占据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加以保障的。
（3）镇压性国家机器的作用在于采用肉体或非肉体的暴力来保障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它不仅致力于自身的再生产，同时也通过暴力性镇压来保证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顺利运行。
（4）正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为它们提供的盾牌后面，保障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唯一作用便是保障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5）镇压性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过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而完成统一，它们的目标都是保障统治阶级对被剥削阶级进行剥削的条件，保障剥削得以实现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而生产关系就是剥削关系，也就是保障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6）所谓下层建筑，本质上就是阶级之间的剥削关系，因此上层建筑的作用，则是既保障这种剥削得以实行的条件（镇压性国家机器），又保障剥削关系的再生产（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因此每当我们说上层建筑与下层建筑不匹配时，说的就是上层建筑无力维持剥削的继续与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一旦我们明白了不存在劳动的纯技术分工，存在的只有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也就是说，一旦我们明白了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中，不是生产力，而正是生产关系在现有生产力的限度内起决定作用，我们便能理解那些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必要存在，生产中的这种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本身只有通过意识形态才能运行。——阿尔都塞

但是为了更加准确的阐述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实际过程，我们还需要引入下列四元符号矩阵：

如何评价中国现在的教育？（4.15回答摘录）-1.jpg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B

图中所示只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系统的一个局部片段，所以我用B加以标注，这仅仅是我个人的标法，我将八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排列组合为四组再生产关系，这是其中的第二种，也是我今天准备详细介绍的再生产过程。
图中的实线双向箭头为反馈关系，也就是教育机器与生产机器之间的即时反馈，文化机器与传播机器之间的即时反馈，而虚线箭头代表统领关系，也就是直接或间接的支配关系，最后外围的实线单向箭头代表生产关系。
为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关系：
（Ⅰ）

教育机器与生产机器以物质生产为中介相互反馈，即时补充
$ C6 C% P- }0 H0 @9 \
文化机器与传播机器以生产普通人的欲望快感为中介相互反馈，即时补充+ K" K: M" k- V( d3 X% p
教育机器直接支配文化机器，而生产机器则间接支配传播机器7 c4 _" f- _* ~7 d& d- Y

（Ⅱ）

教育机器与生产机器共同负责并掌管普通人（劳动者）的物质生产5 t7 O! H! u/ X; m
教育机器与文化机器共同负责制造意义系统，即告诉所有劳动者：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这辈子应该努力追求什么，你应该以什么为荣，以什么为耻（比如在官僚体系中，以颐指气使他人为荣，而以卑躬屈膝为他人服务为耻）
" C" g4 d L5 [3 d9 y
文化机器与传播机器共同负责生产普通人的欲望与快感，即告诉所有人：什么事物是值得被你所欲望的，你应该向你周围的人炫耀什么，以及你应该以何种享受作为快感（比如在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中，应该欲望那些价格高昂的奢侈品，同时当你购买后不要忘了向你身边人炫耀！）9 ?) V6 e4 y. Q* W
最后传播机器与生产机器共同负责生产意识形态，或者更准确的说，传播机器负责生产意识形态的传播形式，而生产机器则为这种意识形态提供物质性支撑，使劳动者在实际的生产活动中检验-确证这种意识形态，最终使得传播机器生产出的传播形式获得其有效性与实证性（比如在一个强调劳动最光荣、强调奉献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工厂会定时开表彰大会，给那些超额完成工作或工时最多的工人颁发徽章与奖金；其实更常见的情形是初高中的年级大会，年纪主任向前几名颁发奖章，并确保所有人看到。）9 d& i3 U0 ]& r1 Z8 @6 f+ `9 f; e

为了方便读者进行更加具体直观的领会，我们可以将上列符号矩阵更新为下图

如何评价中国现在的教育？（4.15回答摘录）-2.jpg

生产关系的再生产B1

其中，学校占据了教育机器的位置，因为学校是教育机器中的一个代表机构，自然也是最大的一个机构，而其支配的文化机器则可用语义符号来代表，接着，我们用如今最大的传播机器——也就是互联网来占据传播机器的结构性位置，最后，生产机器的位置则被家庭这一生产的最小单元所占据，这里的生产包含两层含义（前文已经提过），其一是物质性躯体（生物学意义上）的再生产（生殖繁衍后代），其二则是其他诸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综合性的再生产。（多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于家庭的渗透）
而这四种具体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可以生产出以下四个元素（这里我们采用拉康的概念）：

学校与家庭共同生产出实际的活动内容：学习或工作，作为主人能指S1- w. Q3 A* ]9 G; s( |6 Y
学校与语义符号系统共同生产出普通人的奋斗目标：在这里也就是指通过取得高分成绩从而在科层制度或官僚体系中获得一个位置，作为意义函项S2
& L7 T- e6 L' P% T
互联网与语义符号共同制造出普通人的欲望对象a，这里的欲望对象指的并不是欲望的对象，而是欲望的客体成因，本质便是匮乏（客体小a的详细解释可以见我往期文章）
J4 j( U3 D# w4 a8 s
现代原子式的个体与家庭共同催生出最后的主体——被质询的分裂主体$，而位于最外层的点线逆时针箭头便是一个再生产过程的完整循环# [7 s6 W: Y- w5 V4 {

让我们以爱情为例，简要阐述一下这个动态的再生产过程：
首先，学校和家庭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反复告诫我们不要早恋：【你现在这个阶段只需要把精力全部放在学习上】，而当我们毕业后，我们又被告诫：【你现在得努力工作，以后你结婚生子有的是开销】，因此这里的主人能指就是为了得到一份完满的婚姻，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或工作，取得足够高的分数亦或是足够高的收入，而学校和语义符号使我们产生了一种科层与官僚混合式的意识形态：只要我取得了足够好的成绩，或是足够高的位置，我自然会被无数异性所追求，这一意识形态广泛存在于中国的高中与大学校园内，而语义符号和互联网一直致力于营造爱情的神话，语义符号负责生产爱情的意涵物——项链、钻戒、盛大的婚礼、浪漫的烛光晚餐等等，而互联网则负责对这些表象进行持续的再生产，通过影像的传播告诉每个主体：理想的爱情场景便是如此，你应该欲望它。前者通过反复渲染爱情的神秘与崇高来使个体产生对爱情的幻象，而后者则利用社交媒体上的无数符号印证着主体的这一幻象，最后互联网和家庭共同生产出分裂的主体$，因为在这里，意识形态领域内部发生了冲突，因为前者营造的是消费主义-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而后者则是保守式的传统宗族式的意识形态，此时不知所措的主体落入服从父母意志进行相亲结婚生子与执着于追求不切实际的爱情之间的两难境地，为了摆脱这一困境，主体便再次遁入工作与享乐二元组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意识形态之中，这也是当代年轻人的困惑：为何要结婚？一个人工作挣钱然后给自己享受不好吗？而这种困惑正是多种意识形态相互交织作用而产生的矛盾后果，因此，最外层的箭头代表着这一循环过程，主体绕了一圈，又回到了主流的占统治地位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在这里，我们不妨将爱情视作一个表象，一个微不足道的装饰物，本质上只是这一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附属品，主体表面上在孜孜不倦地寻求爱情的答案，而实际上主体完成的只是现有生产关系的一次再生产，而主体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逃出这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牢笼。
为了更清晰的展示出来，这一再生产过程我们可以总结为如下：

爱情在这一再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各样态为：
" r/ V2 F9 b8 u$ w8 B

（Ⅰ）道德伦理律令：你应该获得一份完满的婚姻，（要不然对不起养育你的父母），而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你首先必须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学习与工作之中，以取得足够好的成绩与足够高的收入
（Ⅱ）压抑的指涉物：尽管你不能从学习与考试中直接获得快感，但你只要成绩够好，考的分够高，科层制度和官僚体系中一定能够“保障”你一份爱情，因此你应该以科层制度内的指标作为你的快感源泉，以获取高分为乐，而爱情则被设立为一个永不可得的“崇高之物”
（Ⅲ）幻象的构成物：幻象框架中被凝视的客体，我通过幻想一个爱情的场景来体验自身的“可能存在”，就像一些女生乐于反复观看那些毫无营养可言的肥皂爱情剧，同时她们喜欢用【好甜】这样的词语来描述爱情，可以看出语义符号的生产机器早已控制她们的语义系统，一看到【爱情】这个词汇她们自动联想起【甜蜜】【美好】，这便是意识形态机器所生产出的主体无意识进程。
（Ⅳ）现实妥协要求：迫于现实成本考虑（两个人可以一起还房贷），从而向现实妥协，以经济条件为指标参与相亲、结婚生子，而试图逃离这一束缚的个体又沦为享乐主义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而这四种爱情样态又通过以下四项作为中介：
" p( m% Q% M; H. a8 I* f0 d

（Ⅰ）收入（为了获得完满婚姻，我要努力挣钱）
（Ⅱ）成绩或地位（为了得到爱情，我需要努力向上爬）
（Ⅲ）金钱与资本（为了营造浪漫的爱情场景，我不得不付出大量金钱购买精致的礼物，去高档的饭店以及能够向他人炫耀的展示品）
（Ⅳ）人力资源【婴儿】（结婚生子）或物质资料【游戏、手办等等】享受（独身的享乐主义）

因此在这一以爱情为假面的生产过程中实际再生产出的事物为：$ j+ d2 D+ r9 I( O* Y& O; C

（Ⅰ）所属行业或企业的剥削关系的再生产
（Ⅱ）对于科层制度的认同，以及对于官僚体系的服从
（Ⅲ）爱情所“要求”的表征物背后的商业资本系统
（Ⅳ）与抚养、教育相对应的产业链结构（无数婴幼儿产品、各类早教课程与辅导班等）
至此，教育、家庭、文化、传播构成了一个权力四元组，相互矛盾斗争的同时又相互补充、相互渗透，共同维持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持续运行，保障着生产关系的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