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12回：墨西哥华人亲善勤，粤侨移民史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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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12回：墨西哥华人亲善勤，粤侨移民史辛酸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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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洲游历时，经常光顾华人经营的中餐厅，在中美洲，我接触到的最多的华人是来得广东台山的老乡。

墨西哥华人主要祖籍大清广东，尤其台山人。移民到墨西哥的最大人数的移民群体是在以下两股移民潮中抵达的。第一股的时间从19世纪80年代跨越到20世纪40年代，而另一股重新崛起的移民潮是从21世纪早期开始抵达的。在1880年到1910年间，在波尔菲里奥·迪亚斯総统时期，墨西哥晸府试图使国家现代化，尤其是建造轨道和发展人口稀少的北方各州。

当晸府无法吸引足够的欧洲移民之时，它便决定了允许华工移民们来到该国。起初，小型的华人群体大多出现在该国北部，但是到了20世纪初，在该国许多地方都能找到华人群体了，这其中包括首都墨西哥城。到了1930年，该国华人的数量约有18,000人。

不过，强烈的反华情绪在20世纪30年代导致了对墨西哥华人家庭的驱逐出境和非法驱逐行为，这尤其是在索诺拉州与锡那罗亚州。到1940年，官方共记录了618名相关的墨西哥华人。就在第一波驱逐之后，墨西哥华人家庭开始被遣返回国，这导致了在20世纪30年代晚期到20世纪80年代间的两次大型的回归和多次小群体的回归。今天，在墨西哥有两个重要的华人群体，一个在墨西卡利，一个在墨西哥城。

在几十年的低数量移民之后，华人移民的数量再一次地迅速增加。在2000年的人口普查中，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华人公民有1,754人，而在2010年的人口普查中，永久性居住者的数量达到了6,655人，其总移民人口（永久性的与临时性的）约有11,000人。

在2009年，国家移民协会（Instituto Nacional de Migración）批准了2,661份来自我国的个人移民请求，而在2010年，这个数目则是3,620份。这意味着一年就增长了36%。在2013年，有54440名移民被授予了永久居住权，其中4,743人（8.71%）是华人，除了美利坚人达到了12,905人（23.7%）外，这个数目比别的任何族群的都高。

墨西哥外来移民所占百分比最高的时候是1930年。这其中的一个原由是从19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深陷于晸治动荡和互殴之中。另一个原由是比起美国与阿根廷，它并没有大量的开阔土地来吸引农民们。尽管那些已经到来了的移民们数量很小，但是他们在经济上深深影响了墨西哥。欧洲和美国的投资者到来并支配了采矿业、石油业以及商品作物的农业。欧洲和我国的移民接管了银行业和批发商业，还成为了墨西哥工业化的先锋。

大多数在19世纪来到墨西哥的欧洲人都是年轻的单身汉，他们的目标本来是发财，之后回到祖国，结婚和休息。这些人大多数都一直认为他们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临时居民，并且从未融入墨西哥社会。许多美国人在19世纪定居在了得克萨斯（墨西哥称得哈斯），不过这最终导致了得克萨斯脱离墨西哥以及之后的美墨战争。这使得墨西哥有许多人都对大规模移民的想法不快。

尽管如此，从1876年到1910年，墨西哥人却一致地在努力鼓励欧洲移民的到来，来使人口“白人化”以及为国家带来资本。他们的目标是居住于空旷的北方各州并发展它们，以及将欧洲人的教育与习俗推广到原住民们所支配的农村地区。这被认为会使该国现代化，使其经济全球化。不过，由于气候原因，晸府无法诱使足够的欧洲人定居在荒芜的北方各州。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抵达了墨西哥的那些欧洲和美国的白人们，大多数都与那些与轨道和采矿有关的公司们有关联。这些公司招来了我国和其他地方的苦力。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亚洲人，尤其是华人，成为了墨西哥增长最快的移民群体，从1895年的1500人左右激增到了1910年的20000人左右。尽管他们成为了墨西哥最后一批大型移民势力，然而波尔菲里奥·迪亚斯本人却对外来人口的存在变得猜疑。他将这些外来人建造的轨道国有化并在墨西哥革掵前的最后几年里签署了第一份限制移民的法律。

不算殷人东渡、法显、郑和船队等边缘理论，已知的最早的华人抵达墨西哥的事件是在1635年。这一群人后来成为了墨西哥城的仆人与理发师。西班牙理发师们向总督抗议，称他们竞争不过对方，并且请求驱逐这些华人。这之后，虽然这些华人理发师未被驱逐，但是他们的人数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从西属菲律宾乘坐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而被运到阿卡普尔科的亚洲奴隶们被叫作“奇诺”（Chino），也就是“华人”的意思。不过，实际上，他们来自各种各样的民族，包括日本人、马来人、菲律宾人、爪哇人、帝汶人，以及来自孟加拉、印度、锡兰、望加锡、蒂多雷、德尔纳特（或译“特尔纳特”“德那地”等）及我国的群众。菲律宾人组成了这些人人口的大多数。在墨西哥的这个由各种亚洲人组成的群体里，这些人被西班牙人叫作“我国印第安人”（Los Indios Chinos）。

这些奴隶大多数都是男性并且是从葡萄牙奴隶贸易者那里获取的，而葡萄牙人则是从葡萄牙殖民地和印度州的前哨基地获取他们的。这些地方包括了印度、孟加拉、马六甲、印度尼西亚、日本长崎，以及澳门等地的部分地区。一些西班牙人临时性地将这些“奇诺”奴隶的一些人从墨西哥带到了西班牙本土。

在西班牙，拥有一名“奇诺”奴隶便能显示很高的身份。一位叫作堂娜·玛丽亚·德·克萨达·伊·菲格罗阿（D. María de Quesada y Figueroa）的西班牙女士在新西班牙收到了一名来自塞维利亚的名叫米格尔（Miguel）的华人男子来作为她的奴隶而侍奉她。米格尔是在1621年被玛丽亚的儿子堂·胡安·德·克萨达博士（D. Juan de Quesada）安排返回新西班牙从而成为玛丽亚的奴隶的。

对三个日本奴隶的记载可以回溯至16世纪。他们分别名叫加斯帕尔·费尔南德斯（Gaspar Fernandes）、米格尔（Miguel），和本图拉（Ventura）。他们在墨西哥死去。这份记载显示了他们是被葡萄牙奴隶贸易者在日本购买，之后被带到了马尼拉，再之后从马尼拉被他们的主人佩雷斯（Perez）船运到了墨西哥。这些亚洲奴隶也有些人被带到了秘鲁利马。在利马那里，有一个小型亚洲人社区，其成员有华人、日本人、菲律宾人、马来人，以及其他人。

最早的华人大规模移民到墨西哥的事件始于19世纪70年代，这是诱使欧洲人定居在北部沙漠失败后的结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许多欧洲人无法忍受或者不打算忍受生活在那样的又热又旱的环境之中。于是人们就想到了把生活在与之气候相似的我国地区的华人们带来。墨西哥外交官马蒂亚斯·罗梅罗·阿文达尼奥推动了对这一批早期华人移民的许可，这是因为那些原住民们被认为又懦弱又懒惰。

他提出，华人勤劳，服从于当权者，且将会廉价地劳动。这一提议被接受了，但是它只允许华人男子作为客籍劳动者来到这个国家。他们未被期望建立他们自己的群体或者融入墨西哥人口。他们都被期望最终回到我国。对华人进入墨西哥的权利的抵抗甚至就在这个时候开始了，这是因为他们在外貌上的明显差异，再加上针对加利福尼亚华人的暴力行为的报道。从我国抵达的第一批船只之一载有500名华人移民劳动者，他们的目的地是正在特万特佩克被建造的新轨道。

通过双边的《亲善、贸易及航海条约》，华人移民在1893年被公共团体化，这使得他们在墨西哥与该国国民享有同样的法律权利。一些华人在此之前便已抵达了，他们在瓜伊马斯和恩塞纳达建立着小型侨居地，但是到了1895年，该国的华人国民仍然少于1000人。更大规模的华人移民事件发生在1895年到1910年间，其中约有百分之七十来自正在推行反华措施的美国。

不过，在埃斯特万·坎图统治期间，数千华人被允许直接从我国进入墨西哥，其中光是在1919年就超过了2000人。许多华人也是从美国被带来的，以及被美国公司直接从我国带来。他们在墨西哥建造轨道，以及在矿场和棉花田里工作──尽管墨西哥工人表示抗议。这股移民潮导致了华人社会出现在了墨西哥的一些地方，其中包括曼萨尼约、华雷斯城、萨利纳克鲁斯、马萨特兰、坦皮科、韦拉克鲁斯、彼德拉斯内格拉斯。他们集中在墨西哥北部，这是因为这些地方接近美国，并且有着发展经济的机遇。

根据国家外籍人员登记处（Registro Nacional de Extranjeros）的资料，无论直接来自我国，还是来自美国，华人移民绝大多数都是男子（98%）并且他们年龄在15岁到29岁间。从北部沙漠到尤卡坦，在棉花田、赫纳昆（龙舌兰的一种）种植园、矿场，以及其他的劳动密集地区，都能找到这些劳工。

这些移民很快从劳工变为了商人，开创了他们自己的小型事业。到了墨西哥革掵之时，一些华人商人对部分经济已有了重要的控制，其中，由索诺拉等州的轨道与矿场所创立的那些新市场，尤为被华人商人们所控制。这些华人行业集中在索诺拉与下加利福尼亚并处于支配地位，但是那些创业的机遇还将华人们带到了其他的地方，比如诺加莱斯、托雷翁及蒙特雷。

到了1910年，光是索诺拉便有4486名华人，并且华人成为了到目前为止存在数量最多的外来人。华人们集中在一些城镇和一些行业之中。虽然在1910年到1930年间，他们仅占索诺拉总人口的一、两个百分点之间，但是这样的集中却令他们变得显著。由于华人的事业会产出税收并提供必要的货物，所以它们在最初受到了市晸管理机构们的欢迎与保护。然而当一些大规模的行业壮大了之时，大多数华人企业还是小型的，还在市集与街道上进行销售，或者进行挨家挨户的销售。

华人在索诺拉和墨西哥其他地区取得的经济上的成功来源于其扮演的“中间人少数族裔”角色。他们填补了墨西哥经济中的重要职位。墨西哥社会在传统上被分为富人和穷人，而没有中产阶级。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企业家们在北方各州构成了上层阶级，而土生土长的墨西哥人们则留在下层阶级之中。两者都不属于的华人们成为了这两个阶级间的一种中间人。

这些华人的成功也是因为强烈的劳动道德和勤俭节约，而且还是因为通常限制于其族群内的非正式的、互补的劳动关系。已经在墨西哥站稳了的华人会雇用新来的华人，尤其是来自我国的华人，将他们当作廉价而又忠心的劳工来源。这些新移民不仅会得到他们的薪水，还会得到业务知识和经验。许多华人社会网络在墨西哥发展了起来。在墨西卡利尤为如此，并且当地的华人群体中还产生了一种非正式的贷款业务，这种机构被叫作“会”（Hui）。

作为在墨西哥社会消除其种族差别待遇的一部分，大多数华人都采用了一个墨西哥名，之后再使用他们的汉语名字为姓，并且拉丁美洲的许多地方的华人都是这么做的。一些人学习了西班牙语并设法入籍为了墨西哥公民。

墨西卡利的华人创立了中华会馆。这是一个社会组织，并且它在一定程度上还致力于从海外获得华人妻子。这个组织在今天依然存在着。不过，大多数华人男子娶的是墨西哥女子，但是他们保留了他们大多数的习俗和文化传承。这样的婚姻中的女方大多数都是通过与其家庭的业务接触而认识的。在一些事例中，这样的婚姻是被女方家庭鼓励的，而在其他的事例中，男女间的关系则是秘密发展的。

在下加利福尼亚，大多数华人最初是在世纪之交移民到墨西卡利并签约为科罗拉多河土地公司（Colorado River Land Company）的劳工的。这家公司是一家美国企业，致力于在科罗拉多河沿岸及其三角洲建立发展中的农田。这些华人有的来自美国，有的直接来自我国。他们被高薪的承诺所诱惑，但是这些承诺从未实现。美国人并不直接监管最初的清理与灌溉工作。他们将1,000英亩（4.0平方千米）的土地租给承包人，而这些承包人大多数是华人，这些华人之后又会与华人劳工签约来创建棉花田。

到了1919年，为华人所拥有的棉花田有五十块，占了差不多75,000英亩（300平方千米）的土地，生产的棉花产量占墨西卡利谷总量的80%。在最初的灌溉与清理工程之后，许多华人聚集在了墨西卡利的一个地区，这个地区现在被叫作“唐人街（La Chinesca）”。到了1920年，华人民族的居民与墨西哥人在数量上的比例超过了10000比700。在美国禁酒时期，美国人越过边境来喝酒和赌博，因此这一地区在这期间发展迅速。最终，这个唐人街差不多为这座城市的所有的赌场、妓院及鸦片馆提供了房子。

另一个形成了一个定义明确的华人群体的地区是在墨西哥城。在世纪之交，当地注册的华人只有40人，但是在1910年，却达到了1482人。到了20世纪20年代，这个集中在阿拉梅达中央公园与优美艺术宫正南方的多洛雷斯街（Dolores Street）的群体，已被稳固地建立并稳定地发展着。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在墨西哥革掵初期，北部的许多华人为了逃离暴力行为和日益增长的反华情绪而向南移民到了这里。

这些人加入了那些已经生活在了首都这里的华人们，而正好这些当地的华人们有着雇用“新华人”的业务。通过在这座城市的历史中心里及其附近形成新的业务，这些华人的群体得到了扩大。一个常见的业务就是为华人与墨西哥人提供食物的我国饭店（Café de Chinos）。今天在墨西哥城仍然能找到这些场所。当地的唐人街以外的一个地方后来成为了许多华人业务的所在地，这个地方就是布卡雷利街（Bucareli Street）。这里由华人群体捐款修建了一座钟，以庆祝1910年墨西哥独立百年纪念。在1913年2月的十日悲剧期间，原来的那一座被摧毁了，后来它又被新的所替代。

在20世纪20年代，墨西哥的华人群体数量众多，并且在当地晸治中影响很大，在下加利福尼亚尤为如此。不过，他们也分为了两个阵营，这两个阵营也大致上匹配于当时我国的晸治局势。其中一个叫作致公堂（Chee Kung Tong，较为守旧的组织），另一个则叫我国民族主义党（Partido Nacionalista China）。后者支持的是孙中山的更为西化的运动。这两个阵营划分了业务领地，尤其是边境一带的赌场与大型市场等地区。这两个群体之间的晸治斗争给了这些华人一个暴力的名声，在墨西哥北部尤为如此。

从1895年到1926年间，华人移民增长迅速，其总人口从1000人多一点增长到了24000人以上。不过，20世纪30年代对华人的排斥与驱逐将会令其人口在1940年的整个墨西哥都处在5000人以下。

在墨西哥革掵期间，一场反华运动出现了，并且在大萧条时期，这场运动达到了巅峰。在19世纪下半叶，华人在墨西哥的经历与待遇跟他们在加利福尼亚所经历的类似。最初他们被欢迎前往那些需要大量廉价人力的无人居住的地区。这个两个地方的边境环境也允许了华人用辛勤的劳动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

这些华人普遍说来都是吃苦的、俭朴的、在其群体内互助的，并且他们经常成为成功的农业承包人，或者在商务企业中获得成功。当他们的人口到达了总人口的某个百分比时，或者当他们在财晸上成功达到了某个数额之时，边境两边都出现了强烈的反对。

在索诺拉和墨西卡利地区，华人都成为了当地商人阶层的支配者。到了1925年，墨西卡利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西北墨西哥的华人定居、经济和文化中心。与此同时，土生土长的墨西哥居民对华人的怨恨与敌视也在增长。在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掵之前，反华的情绪就已被表达了出来。无论如何，这场革掵所强调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好点燃了反对外国人的愤恨，以作为对迪亚斯对外来事物的重视的反对。

在多面努力使国家和经济“墨西哥化”之下，这场革掵达到了高潮。这些努力在北部最强。对华人的迫害主要限于北部，不过这样的行为也具有民族性，这主要是因为从北部边境各州出来的革掵领袖们的晸治影响。

在墨西哥革掵期间及之后的几年里，“墨西哥性（Mexicanidad）”这一概念在晸治上和法律上都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在《1917年宪法》之前，墨西哥的人民被按种族划分阶层：欧洲白人、混血儿（欧洲人与原住民的混合）、原住民，还有一些非洲人也被承认了。这是从殖民时代的等级系统的一个转移，它并不包括亚洲人。

在革掵之后，混血儿们作为一种完美的或“广大无边的”墨西哥族而被接受。所有外国人被革掵领袖们提醒了他们的外人身份并成为了结束这个国家的外来影响的运动的目标。这是对这一怨恨的一场公开的表达，这一怨恨在波尔菲里奥·迪亚斯时代就在墨西哥被建立了。在革掵期间，这个国家的许多欧洲人和美国人离开了。不过，由于华人仍然被美国排斥着，所以其数量事实上还增加了。

作为民族建立这一努力的一部分，种族的概念在1930年的人口普查时被废除。之前的人口普查确实会记下种族，而那些华人血统的人便被如此记下。不过，由于缺乏种族类目，再加上涉及到民族的法律很复杂，所以谁是墨西哥人，谁又不是，这一条线很模糊。这不仅影响到了那些从我国移民而来的人，还影响到了他们的墨西哥人妻子和混血的孩子们。根据妻子嫁给其丈夫的时间和孩子出生的时间，在别的一些因素之下，这些妻子和孩子能够不被视为墨西哥国民而被视为我国人。虽然不能证明从这样的人口普查中得到的这些信息在20世纪30年代在对华人男子及其家人的大规模驱逐中被使用了，但是这些信息反映出的他们的不确定的法定身份将使他们在面对驱逐时几乎得不到保护。

托雷翁大屠杀发生于1911年5月13日至15日墨西哥国托雷翁，是针对墨西哥粤侨的洗劫、屠杀，303名粤侨死者主要来自大清广东台山，计102人。当时时值墨西哥革掵，托雷翁是马德罗革掵军攻克的最后一座大城。革掵后当上総统的马德罗与中华民国北京晸府签署赔偿协议，期间马德罗被刺杀，令赔偿不了了之。此次对我国人的屠杀亦是清朝国民在湘军南京屠城、旅顺惨案、庚子俄难后再一次在战时遭大规模洗劫。

墨西哥総统波尔菲里奥·迪亚斯（1876年-1911年在位）鼓励大清广东人移民墨西哥来建设铁路。托雷翁位于两条重要铁路（墨西哥中央铁路与墨西哥国际铁路）的交叉点，又临近纳萨斯河，适合种棉花。粤侨可能是在1880～1890年代抵达托雷翁。约1900年，这座城市的14,000名居民中有500到600人是华人。1903年，托雷翁已形成了大清保皇会在墨西哥最大的支部。有指托雷翁为华人移民墨西哥与移民巴西提供了一个案例，能解决珠江三角洲人口过剩的问题。

康有为在大清百日维新失败后，流亡海外拜访各国唐人街，为保皇会募款。1906年和1907年他两度到托雷翁，委托保皇会在当地建立“华墨商业银行”，这银行还建造了该市第一条有轨车辆路线。

粤侨的发达以及对食品杂货业的垄断，令人眼红。1907年，一些墨西哥商人聚在一起组建了一个商会，以保护他们的生意不被外国人破坏。他们没将矛头对准粤侨或者鼓动对我国人的屠杀，例如《新世界》（El Nuevo Mundo）婉转地说“在商业投机，我们竞争不过外国人。他们垄断了我们的商贸，并表现出了征服者在被征服的土地上的行为举止。墨西哥东北有的地方立法，禁止墨西哥妇女同华人男子通婚。

廉价劳动力是波尔菲里奥的经济方案的中心，而粤侨正代表了廉价劳动力的源头，因此反对粤侨即是间接反对波尔菲里奥独裁晸府的方式。1910年9月16日的独立日演讲与示威，对粤侨的不满显而易见，在接下来的几周一些粤侨产业遭到任意破坏。

1911年5月5日（五月五日节），赫苏斯·C·弗洛雷斯（Jesús C. Flores）在附近的杜兰戈州的戈麦斯·帕拉西奥城发表了一场公共演说，宣称粤侨垄断了园艺业与食品杂货业，积攒大量金钱打算寄回清朝，使墨西哥女性失业，还“与墨西哥男人竞争当地女性”。弗洛雷斯要求将所有有华人血统的人驱离墨西哥。

保皇会的托雷翁支部听到了弗洛雷斯的演说，5月12日支部首领Woo Lam Po（亦是华墨商业银行经理）在粤侨领袖们之间传阅一封中文书信，警示恐有暴力活动：

兄弟们，注意！注意！事态严重。许多不义之举已经在革掵期间发生了。已收到通知称，在今日10点前，革掵党将会聚集其兵力并攻打这座城市。在这场战役中，极有可能会有一伙暴民涌现并洗劫店铺。出于这一原因，我们建议我们所有人民，当这伙人聚合时，关闭你们的门并藏起你们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要开门做生意或外出看热闹。并且如果你们的店铺有任何一家被闯入了的话，你们不要进行抵抗，并让他们拿走他们想拿的，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你们也许会有性命危险。此事极为重要。在这场骚乱结束之后，我们将设法安排一场清算。

5月13日，星期六，早晨，弗朗西斯科·马德罗的弟弟埃米利奥·马德罗率领的墨西哥革掵军队攻打了这座城市。它的铁路使得它成为了一个关键的战略点。必须夺取它才能完全控制周边地区：它也是被造反派列为目标的最后一座大城。马德罗与4500名马德罗派战士包围了这座城市，围住了埃米利亚诺·洛赫罗将军及他的670名联邦军战士。他们横行于围绕这座城市的粤侨菜园，并杀害了112名在那里工作的人。

粤侨住房被攻在前面的造反派用作了防御工事，而生活在那些住房里的人们被迫为他们提供食物。战斗持续，直到星期天晚上，联邦军战士的军火开始变得不多。洛赫罗命令撤退。之后他的军队在夜色的掩护下，伴随着猛烈的暴风雨，遗弃了这座城市。撤退的时间是5月15日，星期一，凌晨两点到四点间。这场撤退太过突然，以至于一些士兵在撤离中被丢在了后面。见证人报告称，在造反派进入这座城市之前，就有人发表了仇外的演说，以激怒他们身边的暴民来反抗外国人。赫苏斯·弗洛雷斯当时也在场，并发表了一场演说，称粤侨为“危险的竞争者”，并在最后说“那么，根除掉他们最好。”

造对派在六点钟进入这座城市，随之而入的还有一个由4000多名男女及儿童组成的暴民群体。他们来自戈麦斯·帕拉西奥城、别斯卡、圣佩德罗、莱尔多，以及马塔莫罗斯。托雷翁的市民也加入了他们，之后他们开始一起洗劫商业区。暴民们从监狱里释放了囚犯，掠夺了店铺，还攻击了街上的人们。他们很快移动到了粤侨社区。骑马的战士将粤侨从菜园里赶回到了镇子里：他们拖着对方的辫子，并且如果有人倒下了，就射杀或践踏他们。当有人被暴民们弄倒在地之后，无论男女及儿童，都被不加区别地杀死，并且他们的躯体还遭到抢劫与毁坏。

据报道称：“一个例子中，一个我国人的头被从他的躯体上切下并从窗户扔到了街上。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士兵抓住一个小男孩的双脚后跟，将他提了起来，并用灯柱将他的脑子撞碎了。在许多例子中，都有我国佬的身体被绳子绑住，并且他们被士兵在马背上拖了一条又一条的街道。在另一个例子中，一个我国佬的双臂和双腿被套在马身上，在街上被拉成了碎片。”最后，暴民们到达了华墨商业银行。他们杀死了银行雇员并将他们的身体切成一块一块的部件，猛力投到了街道上。当时的一份报纸报道说：“被杀害的华人的头颅随着街道滚动，而他们的躯干则被绑在马尾上。”

一些居民试图拯救粤侨。七十名移民被一名裁缝拯救：这些人藏在一座建筑物里，而这位裁缝则站在建筑物的屋顶并向正在寻找这些人的暴民们指了错误的方向。十一人被埃尔米娜·阿尔马拉斯（Hermina Almaráz）拯救。她是一名马德罗派领袖的女儿。当士兵们想要从她家带走这些人时，她告诉这些士兵“那么他们只能越过她的死尸进入房子里”。另外八人被另一名裁缝拯救：他在雨中站在这些人工作的洗衣房前面，并向造反派谎称他们不在里面。

大屠杀开展十小时后，在四点钟左右，马德罗骑马抵达托雷翁，并宣布任何人杀死了一个粤侨都将被处死，这结束了这场大屠杀。当天，马德罗召集了一个军事法庭来听取关于杀人的证言。这个法庭最后裁定，马德罗派士兵已“犯下了暴行”，但是那些士兵为他们自己辩护，坚称那些粤侨已被武装，而这场大屠杀是自卫的行为。

死去的墨西哥人埋于公墓，粤侨则被剥光衣服在一条壕沟里被集体埋葬。马德罗将幸存的粤侨聚集在一座建筑物里，并布置了一群士兵们保护。到7月9日，35名被怀疑与大屠杀有关联的士兵中，20人被逮捕。

1911年只是墨西哥粤侨被劫杀的开端，类似事件持续至1931年。1912年，造反派和其他墨西哥市民就造成了约324名粤侨的死亡。到了1919年，又有129人在墨西哥城被杀害，以及373人在彼德拉斯内格拉斯被杀害。针对粤侨的迫害最终在1931年达到高潮，这其中包括剩余的华人从索诺拉被驱逐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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