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女孩被前男友杀害”一案择日宣判！死者母亲只提出一个诉求

显示全部楼层 · 2026-7-22 19:59:23

凶手冷漠翻供，像一把刀扎进母亲心里

七月十三号那天，西安中院的法庭里，空调明明开着，可那种冷，是往骨头缝里钻的。

被告人张一洒坐在那儿，神情淡漠，语气平静得像在说别人的事，跟周遭弥漫的悲痛和愤怒，完全隔着一层。

庭审从开始到结束，持续了七个多小时，他全程没有一句道歉，眼神里看不出一丝愧疚。仿佛那个被他残忍剥夺的生命，跟他毫无关系。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他对之前供述的多个关键细节当庭翻供。这不仅仅是在法律程序上的狡辩，更像是在受害者家属还没愈合的伤口上，又狠狠撒了一把盐，再用脚尖碾了几下。

万家唯一的女儿，万琪雯，是被他以一种极其卑劣的方式骗到住处杀害的——他伪装成快递员。这个身份，本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最寻常、最不设防的存在，却被他利用成了夺命的陷阱。

可以想象，那个女孩在打开门的一刹那，看到的是怎样一张熟悉又陌生的、带着死亡气息的脸。那种恐惧和绝望，任何一个有同理心的人，哪怕只是稍作设想，都会不寒而栗。

可他呢？他就那么平静地站在被告席上，一点一点推翻自己说过的话，试图用这种拙劣的表演，为自己挣得一线生机。他大概觉得，时间久了，证据也许有缝隙，法官也许会被迷惑。

但他忘了，或者说根本不在乎，他的每一句狡辩，都像钝刀子割肉，让旁听席上抱着女儿遗照的那位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心碎。万琪雯的母亲强女士，是抱着女儿的遗照走进法庭的。

那张照片，大概是她和女儿如今唯一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连接了。她抱着它，就像抱着女儿的全部，抱着她此生再也无法拥有的未来。

当张一洒那冷漠的翻供词一句句蹦出来时，强女士承受不住了，几度昏厥在法庭上。那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能描述的悲伤，那是一个母亲的灵魂被活生生撕裂的惨叫。

因为案情复杂，法院没有当庭宣判。走出法院，面对媒体的镜头，强女士悲痛欲绝，但她的诉求，却凝聚成了一个无比坚决、没有丝毫犹豫的念头。

她说：“我只有一个诉求，那就是判处张一洒死刑，立即执行。”这句话，不是什么得理不饶人的诅咒，而是一个母亲在万念俱灰之后，仅存的、支撑着她站立不倒的骨头。

死刑，是唯一能平衡罪恶的秤砣

“我只有一个诉求，判处张一洒死刑，立即执行。”强女士这句话，没有花哨的修辞，没有冗长的解释，简单，直接，却重若千钧。

这不是一时冲动说出的气话，而是一个母亲在承受了女儿惨死、凶手当庭翻供等一连串非人折磨后，从心底最深处呕出来的、对公平正义最原始的渴望。

我们总在谈论罪责刑相适应，总在讨论法律的温度。可这起案子里，张一洒的所作所为，已经把“罪大恶极”这四个字诠释到了极致。

有预谋地、利用被害人曾经的信任和感情，伪装身份诱骗杀害，这本身就充满了令人发指的恶意。

事后，没有自首，没有施救，没有一丝一毫的悔意，甚至在庄严的法庭上，还能冷静地、像做策略游戏一样去翻供，去挑战所有人的底线。这种行为，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人”的基本范畴。

法律面前，应当人人平等，但当一个人彻底抛弃了人性，用最残忍的手段践踏他人的生命权时，那么，法律也应当用最严厉的惩戒，来表明对生命的最高尊重。

此时此刻，死刑，已经不是简单的惩罚，而是一杆衡量罪恶的秤。只有它，才能称出张一洒罪行之沉重；只有它，才能多少平衡一点这个家庭所承受的天塌地陷般的苦难。

如果这种有预谋、手段残忍、事后毫无悔意的罪行，都不能换来最顶格的刑罚，那我们反复强调的“公平正义”，还有什么力量去守护那些可能成为下一个“万琪雯”的人？

我们又将如何面对强女士怀里那张冰冷的、却永远定格在年轻笑容里的遗照？

对于一些极致的恶，终身监禁都不足以体现罚当其罪，因为受害者失去的是独一无二、无法重来的生命。

只有死刑，这唯一一种与生命等价的剥夺，才能让正义的天平不至于彻底倾覆。

别让那个抱着遗照的母亲，等不到应有的公道

案子判了，择日宣判。这四个字，对旁观者来说，只是一则新闻的暂时休止符；但对强女士而言，是每一个辗转难眠的深夜，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反复咀嚼的痛苦等待。

她抱着女儿的遗照，失魂落魄地走出法院的画面，令人心碎。未来宣判的那一天，她还会抱着那张照片来，像今天一样，来给女儿要一个说法。这个说法，关乎法律，更关乎良心。

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起案件的极端恶劣之处。它不是一时激愤，不是过失。

张一洒伪装成快递员这个细节，足以证明其精心策划的犯罪意图。

他把一个日常的、服务性质的职业身份，变成了一把开启地狱之门的钥匙。这不仅是杀害了一个人，更是在瓦解社会最基本的信任感。

分手之后，本该是各自安好，即便有怨气，也自有其解决途径。可他选择了最极端、最凶残的方式，去毁灭那个他曾口口声声说爱过的女孩。分手见人品，而他，展现的只有兽性。

当他在法庭上翻供时，这最后的、哪怕是虚伪的认罪态度都荡然无存。

他连一个道歉的表示都没有，表明他对自己犯下的恶行毫无悔意，甚至是一种极致冷酷的算计。

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在法律程序上为自己争取一线生机，却把受害者家属彻底推向了深渊。

面对这种将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恶，任何从轻处罚的理由都显得苍白无力。谅解？不存在。悔罪？是零。对社会危险性？这种人一旦有机会，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所以，强女士的诉求，虽然看似简单，却正是这起案件应该抵达的终点。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基于事实和法律推导出的最强音。

法律的判决，不仅要给犯罪者以惩罚，更要给社会一个清晰的导向：任何人都要为自己极端恶劣的行为付出最彻底的代价。

如果万琪雯的枉死、强女士的昏厥和张一洒的冷漠翻供，加起来都无法换来一个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那这个判决本身就是对恶的纵容，是对正义渴望的再一次重击。

法庭里的那个杀人犯，在面对生命消逝时有多么冷酷无情，法律的裁决，在面对罄竹难书的罪恶时，就应当有多么果决严正。

强女士现在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抱着女儿的遗照，一遍遍地告诉自己，要撑着，要等到那个公正的判决。

我们这些旁观者，能说的也许不多，但都在看着她，看着她怀里那张照片，等待着法律给出那个最不让人失望的答案。

但愿最终的结果，能让她在余生无尽的痛苦中，得到一丝告慰，能让逝者在九泉之下，得到真正的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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