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荫春：西安事变亲历记（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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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本文摘自《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一辑（1986年1月）；作者：李荫春；原标题《西安事变亲历记》

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发动的西安事变，停止了“剿共”的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从而推动了全面抗日战争的实现，它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重大事件。我追随张学良将军多年，在西安时，任张学良将军的机要秘书，参与过一些机密活动:曾随同张学良将军参加过与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在洛川的会谈，整理和保存了张学良将军与周恩来副主席在肤施(延安)会谈的纪要，在事变的日子里，主管与各方往来的机要文电;在张学良将军被扣后，还作为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代表的随员到奉化溪口去看望过张学良将军；在整个事变过程中,与张学良将军和其他有关人员经常接触，了解了事件的全过程。为了保存这次重大历史事件的史料，现仅就记忆所及，撰写此资料供有关方面参考。

张学良与杨虎城

正文

（上接七期）在放蒋问题上，西安内部是有争议的。在谈判期间，大家听说要在没有保证的情况下就放蒋回南京，蒋也不在协议条款上签字，都不同意，设计委员会提出放蒋的三项保证条件:即蒋离西安前，必须先把潼关以内的中央军撤走，必须先释放上海七君子，蒋必须在协议条款上亲自签字。后又听说张要亲自送蒋，更一致坚决反对。张学良将军很着急，怕闹出大乱子，十二月二十四日下午召集东北军、十七路军设计委员等重要干部谈话，竭力解释说:“要求保证条件行不通，现在蒋关在我们这里，他说的话何应钦不一定听，我们通蒋下命令，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生效，这时一切照办，譬如潼关以西的军队撤往潼关以东了，上海七君子释放了，政府也改组了，甚至你们压他对日宣战他都肯，这样，你们放不放他?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

但他这样做是被逼迫的，不是甘心情愿的，一定心存报复，回到南京以后，一切变卦，开出潼关以西的中央军又回来了，又同日本妥协了，那时你们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那些意见都是行不通的。我们提出的条件，只要他在原则上承认了，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都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的撕毁!”

又说:“你们提到阎锡山来作保证人，那更不可能。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情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在这次事变之前，"我们联共抗日的一些情况和主张已同阎锡山说过，他曾表示赞成和支持。可是这次事变发生后，我们打电报通知他，向他请教，他回电向我们提出好几个“乎’，什么“促进抗日乎?破坏抗日乎?’'停止内战乎?扩大内战乎?’还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点同情。他把给我们的电报又拿到南京的报纸上去发表，不知他脑子里打的什么算盘!这种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

这时有人问道:“听说副司令还要亲自送蒋回南京，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将军回答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他到南京。我这一着想得比你们高。这一看，是要抓住他的心。你们要知道，这次事变对蒋是个很大的打击，我们现在不但要放他走，今后还要拥护他作领袖，还要同他一起共事，所以现在万不能再难为他，我们要给他撑面子，使他恢复威信，今后好见人，好说话做事。我亲自送他，就是这个意思。并且我亲自送他去，也有向他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另外，我亲自去也可以压一压南京的反动气焰，使他们不好再讲什么坏话。

总之，做人情要做到家，同人家合作也要合作得彻底。我在这个问题上比你们想得深，想得高，你们这些人都要听我的话，不许乱说，胡闹!”当有人问:“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说:“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全大局的。”

这次谈话会我也在场，当时的情况是大家对张学良将军的意见不好当面争辩，心中却不以为然。我曾伺机劝他不要亲自送蒋，我说:“副司令已经放虎归山,怎么能自投罗网!”可是他听不进去。张学良将军是东北军的统帅，在东北军内向来以他自己为中心，独断独行。他虽然有时也倾听部下的意见，采纳部下的建议,但决不为部下所左右,他决定了的事很难变更。

宋子文接到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高级将领的一封联名信，表示所商谈的问题必须有人签字，必须先将中央军撤往潼关以东，始能放蒋。否则，虽张、杨同意，他们也誓死反对。蒋、宋见信大惊，宋子文就去找张学良将军，保证蒋走后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张学良见此情况，深恐控制不住局势，闹出乱子，更加急于放蒋。他一面安抚将领们静候解决，一面急找杨虎城将军商议。他说:“现在不走不行啦，夜长梦多，说不定会出什么大乱子。我今天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我在三、五天之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就完全归你指挥。”说完，便把预先亲笔写好的手谕交给杨虎城将军。

戴笠

手谕的内容是:“余去南京期间，东北军全军要绝对听从杨虎城主任命令，此谕。”杨虽有意见，但此时深为张学良将军的真诚所感动，而且他也听到十七路军的军官们在酝酿什么事，如果真的发生变故，实在责任太大，所以也就同意了。这时是二十五日下午二时。戴笠听到张学良将军要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连忙跪在地上给张学良将军叩头，表示感戴之意，并说张到南京后他一定负责保证安全。但后来对张学良将军的幽禁和监视都是他的军统特务干的。

下午三时半，张、杨两将军没有和部下打招呼，也未通知周副主席，就与蒋宋分乘汽车两辆(张与蒋夫妇同乘一车。杨与宋子文、端纳同乘一车)悄悄地驰往西郊机场。到机场时，适有群众千余人在等候迎接傅作义将军。蒋吓了一跳，误以为是群众要拦阻他，慌忙发誓对杨虎城将军说:“我答应你们的条件，我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行。”并把条件复述了一遍。

同时还假意劝张学良将军不必去送他。说完即与宋美龄、宋子文、端纳、戴笠等登机起飞。张学良将军也登上自己的飞机随同起飞。张学良将军随行人员有侍从副官于锦文、刘海山、王庆三、夏宝珠等(于锦文乘蒋的飞机)。时间是十二月二十五日下午四时。孙铭九接到卫士们报告，才知道副司令和杨主任已同蒋宋等去飞机场，他赶到中共代表团去问周副主席是否知道此事?周副主席非常惊愕，着急问:“你怎么不早来告诉我?”立即同孙驱车追往机场，而飞机早已起飞，只好望空兴叹了.

蒋介石背信弃义

张学良将军随蒋当天到洛阳。一到洛阳蒋介石就命张给杨虎城将军去电，嘱立即释放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四人。杨接电后二十六日与王以哲、何柱国商量的意见是暂缓释放，可等张回来由他自己处理。但王以哲、何柱国以体会副司令意旨为借口，坚主释放，而且力主把被扣蒋系军政大员十余人全部释放。

东北军中下层干部及一些东北人士也反对释放，但却扭不过王、何二人。于是，二十六日晚,杨、王、何在新城大楼为这些军政大员们举行欢宴钱行，二十七日他们都飞回南京了。二十九日蒋派阎宝航到西安传达指示，要把被扣的五十架飞机和五百名空军人员全部放回。杨虎城将军又与王以哲、何柱国商量。杨认为张学良将军去时自称三、五天可回，至今五天还未回来，不应再放。但王、何不顾多数人的反对，二十一日又把飞机和空军人员放走了。被扣的南京军政人员和飞机都已放走，蒋介石无所顾忌，就可以放手对张学良将军进行迫害了。

蒋回南京后，还叫陈布雷给他捏造了一份所谓“在西安对张、杨的训话”和“西安半月记”，胡说什么张、杨受了他的伟大人格的感召等等，给自己涂脂抹粉。

二十六日午后二时，张学良将军一到南京，就被软禁在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内，警戒森严，不许接见外人。蒋令宋子文示意张学良将军应有请罪的书面表示，张即写了一份“请罪书”。接着蒋介石就导演了一场“军法审判”的话剧。十二月三十日组织高等军事法庭,以李烈钧为审判长,朱培德、鹿钟麟为审判官，对张学良将军进行军法审判。张学良将军非常气馈。在法庭上侃侃而谈，说明“兵谏”完全是顺应全国人民的要求，为了停止内战，抗日救国。当李烈钧企图制止张学良将军发言时说:“你“九·一八’时不抗日，现在抗什么日!”张将军再也忍耐不住了，就从怀中掏出“九·一八”时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当庭宣读，说:“请看，究竟是谁不抗日?”闹得李烈钧非常尴尬，急忙宣布审问终结，草草退庭。张学良将军即被押送陵园孔祥熙别墅看管。

李烈钧

西安总部办公厅上校科长王中立随陈诚等乘飞机来南京看张学良将军,在宋公馆陪住了六天,到此也被迫与张学良将军分手了。张学良将军的侍从副官们也被缴械,仅允许于锦文一人随侍张学良将军。十二月三十一日高等军事法庭宣布判处张学良将军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当天下午，蒋介石又假惺惺地呈请国民政府“予以赦免，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借观后效”。一月四日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就在这“严加管束”的名义下，张将军被囚禁了四十多年，至今仍未完全恢复自由，成为憾事！

蒋介石回南京后，不但没有履行他的撤军诺言，反而调动十五个师的兵力到陕甘一带作内战部署，激起西安军民的无比义愤。杨虎城将军和东北军将领联名发出义正词严的抗议通电。

一月十一日顾祝同、刘峙、洛阳警备司令祝绍周到西安，带来南京关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驻防地区的甲、乙两种方案，进行试探，要西安方面择一实行。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返回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关、咸阳各驻十二个团。陕西省主席仍由十七路军方面的人担任。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准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返回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主席可由东北军的人担任，甘肃省主席可由十七路军的人担任。

对于南京的方案，杨虎城将军与各将领及有关人士共同商量的结果，认为当前主要问题是要张学良将军返回西安，此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无法进行。决定派代表去南京交涉。十七路军的代表是李志刚，东北军的代表是米春霖和鲍文樾，笔者和任作楫、王育文作为随员也随同前往。

出发前，杨虎城将军交代任务:“你们这次去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求蒋委员长和南京方面早日让张副司令回来。再就质问蒋:顾祝同率几十万中央军向潼关以西分路推进，这是要干什么?”

十六日代表团乘南京派来的飞机从西安出发，飞至豫皖苏边区上空时，遇雨雾天气迷航，耽误两小时才抵南京。邵力子、陈立夫等人在机场迎接，代表团下榻励志社，有军政部少将高参兼管理科长陶锐(湖南人)在社里招待，有宪兵警卫。三位代表去见何应钦，说明两安方面的要求。何说:“你们来了，很好，蒋委员长现在溪口，要你们明天去溪口。”十七日仍是雨雾天气，不便飞行，改乘汽车前去，由军政部派了四辆汽车，邵力子、祝绍周也随同一起去。十七日下午由南京出发，当晚抵杭州，住在西湖边的大华饭店，也有宪兵警卫。杭州市长周象贤、公安局长赵文龙设宴招待。饭后回饭店看报，见载有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缪澄流、董永斌、刘多荃等拥护中央的通电，我们都很愕然。米、鲍二人叹息说:“这样一来，恐怕不可能接回副司令了!”

十八日拂晓起程，中午到达溪口镇，忽闻一片鞭炮声，据说是“欢迎”我们这些“和平使者”。我们代表团人员都被安排在蒋介石私办的武岭学校内。邵力子、祝绍周先去见蒋，当天离溪口。我们代表团全体人员则由交际秘书李某(忘其名，广东人)带路，先去看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将军在武岭学校对面路北的文昌阁。这是一所严密的小院，门口有两名宪兵持手枪警戒。张学良将军住在院内一间主屋内，我们去的时候徐永昌和戴笠正在屋内陪他闲谈。张学良将军身着锦袍，精神还好，见了我们很高兴。不过在戴监视下，只能同我们作些普通寒喧。

鲍文樾、李志刚对张学良将军说:“我们受杨主任和东北将领的委托，来见委员长的主要目的:一是请求让副司令回西安，以安军心;二是请示如何避免内战问题。”张学良将军对杨主任及各将领的关怀表示感慰，希望三代表见蒋后能圆满解决。

次日下午二时，蒋介石在先接见十七路军代表李志刚，后接见米春霖和鲍文樾，他们都向蒋介石详陈张学良将军回西安的必要性，力求宽仁大度，放张回西安办理善后，安定军心。并提出质问:顾祝同统率几十万中央军向潼关以西分路推进，是否还要打内战?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已被迫不得不严阵以待，中央是否能和平解决?这时祝绍周已向蒋报告过西安情况和他们阴谋活动的效果，蒋介石胸有成竹,对代表们所提问题避而不谈，却只是强调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必须从两个撤军方案中抉择一个去实行，毫不让步。

代表们被允许每天去和张学良将军唔谈一次，我们这些随员就受到限制，不许去见张。从南京跟来服侍张学良将军的于锦文副官偷偷地来看我，说:“副司令叫我来问问西安的情况，请你告诉我，以便待机密报。”我就把释放陈诚等南京军政大员和释放飞机及空军人员，杨将军和多数东北军干部都主张等副司令回西安再放，但有的军长坚决主张立即全部释放，断送了副司令回去的保证，我说:“我们亟盼接回副司令，如果这次不能同返西安，以后就难说了。”

蒋介石对代表团的要求不予理睬，但在招待方面却相当殷勤，盛情款待，那位交际秘书还陪我们游山玩水，但我们无心观赏。

二十一日蒋介石召见米存霖、鲍文樾，说:“汉卿同我的亲兄弟一样，我不能亏待他，只是他年青，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之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些书，你们回去吧。”然后又见李志刚，把他写给杨虎城将军的信交李带回面交。我们代表团一行去向张学良将军辞行，告知蒋介石留他不放，在戴笠的监视下，张学良将军把写给东北军各军，师长的一封亲笔信交给米春霖，带回西安传闻，该信大意是:你们要一如即往，拥护领袖，绝对服从蒋委员长的命令，听从指挥，为抗日报国而努力。一切为国家、民族为重，勿以学良个人为念。

蒋介石给杨虎城将军的信大意是，你和你的军队是有革命历史的，不可偏执错误，毁灭自己。现在东北军即拨归你指挥，要把他们分开驻防，你要劝促孙蔚如速就陕西省主席职，以安宁地方秩序，切勿轻信人言，作战争的打算。你有何困难问题，可以提出来，我尽量给解决，必要时可派李志刚再来晤谈。信中说东北军归杨虎城将军指挥，却并不通知东北军，这又是蒋介石故弄玄虚，制造矛盾。

张学良

我们与张学良将军分别时，彼此都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也不知今后能否再见，不胜依依，心情非常难过。

当天上午十时许，我们代表团一行六人，带着愤慨和沮丧之心情，由戴笠陪送到奉化机场，午后四时许回到西安。机场迎接之许多人，知道张学良将军回不来，群情激愤，有的痛蒋介石，有的说“捉到蒋介石，就该杀掉，怎能放他回南京去呢!”（全文完）

资料来源：《沈阳文史资料》第十一辑；示意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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