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扳倒年羹尧，雍正帝都做了什么？拉拢亲信，挑拨离间，搜集罪证

显示全部楼层 · 2024-5-7 07:04:19

清世宗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二月，九王爷允禟为康熙皇帝服丧守孝刚满一百天，就被雍正皇帝强行调离京城，让他跟随身在甘肃的抚远大将军兼川陕总督年羹尧一同作战。
随后，允禟又跟随年羹尧一起转战到了青海西宁。
对于允禟在西宁的安置问题，年羹尧并没有专门向雍正皇帝汇报，只是在奏折当中随口提了一句：

“据署理西宁总兵印务将领黄喜林报告，九贝子允禟在四月二十一日到达西宁，臣已派官员到西宁旁边的西大通小镇抓紧修建房屋，准备让九贝子搬到西大通去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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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个消息，雍正皇帝感到十分不满，他回复年羹尧说：“像九贝子这样可疑无用的人，不妨把他打发到一个僻静的地方，你要及时向朕汇报此事的进展。”
一个月之后，年羹尧又一次向雍正皇帝呈上奏折，汇报西宁周边军队驻防的事宜。

年羹尧画像

可是，雍正皇帝似乎并不关心这个事情，而是反复提示说：“要提防九贝子允禟，赶紧让他离开西宁，千万不可让他买通了西宁守将黄喜林。”
这一年的七月，此时西宁周边的军事形势已经十分紧张，雍正皇帝依然不忘关注允禟的动向。
雍正皇帝秘密给年羹尧发送一份信函，内容写道：“允禟上奏说想要回到京城，你务必要想办法拦住他，或者以‘没有得到旨意’为由，切不可让他返回京城。”
在这种情况下，年羹尧亲自跑到西大通小镇，成功劝说允禟放弃回京的念头。
自从允禟搬到西大通居住之后，一直都在甘肃、青海一带经营买卖，他出手阔绰，采购物品的时候从不讨价还价，这里的大小商人都知道西大通住着一个九王爷。

雍正皇帝

于是，各地的大小商人都纷纷赶来西大通，和允禟从事商品交易。
一时之间，小小的西大通竟然成为了一个繁华的商业中心。
面对允禟的这种举动，近在咫尺的年羹尧只是看在眼里，但并不想多管闲事，不仅没有对他加以限制，也没有上奏给雍正皇帝。
直到清世宗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三月，河州（如今的甘肃临夏）地区的守军逮捕了三名形迹可疑的旗人。
经过审讯得知，这三名旗人都是允禟手下掌管放牧的，是奉允禟之命来到河州地区购买草料。
年羹尧十分愤怒，允禟竟然在没有告知自己的情况之下，私自派人跨越地区购买草料，当时属于违抗军令，于是就以“边地哨卡是各个民族杂居的地方，奸细众多”为由，向雍正皇帝上疏弹劾允禟。

就在这份弹劾奏折发送出去不久，年羹尧又写了一封奏折，极力替允禟开脱罪责。
年羹尧在奏折当中这样写道：“自从上次弹劾九贝子允禟之后，他最近已经收敛很多，他的手下也很畏惧，臣已经派人在当地监视九贝子的所作所为，他的一举一动，臣没有不知道的。”
对于年羹尧的这种态度，雍正皇帝十分生气，他反复提醒年羹尧说：“允禟这个人奸诈狡滑，居心叵测，论起死不改悔，远远胜于允禩和允禵的。”
在雍正皇帝的心里，允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敌对势力，绝对不可能改悔的，只有对他密切监视，罗织罪名，进而除掉他。
自从受命监视允禟的那一天起，年羹尧就已经知道了雍正皇帝对于允禟的态度，但他却没有认真贯彻雍正皇帝的旨意，反而对允禟开脱罪责，为其遮掩。

雍正皇帝远在京城，鞭长莫及，关于允禟在西宁的实际生活情况都是通过年羹尧在奏折当中传达的，自然会有所疑惑和焦虑。
年羹尧内心深知，雍正皇帝最为痛恨允禟，依然敢于站出来替允禟开脱罪责，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雍正皇帝出于对年羹尧的信任，才把允禟交给年羹尧进行看管，而年羹尧对待允禟的宽容态度，引起了他的强烈不满。

年羹尧

在雍正皇帝的眼里看来，时任抚远大将军兼川陕总督的年羹尧割据西北，手握军权，身边又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允禟，允禟还利用自己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广结人脉，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因此，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的年初开始，雍正皇帝对于允禟的控制更要严密，就以“允禟在西宁纵容仆人生事”为由，派都统楚宗来到西宁约束允禟。
这样一来，楚宗替代年羹尧，负责监视允禟的任务，企图隔绝年羹尧与允禟之间的书信往来。
在监视允禟这件事情上，楚宗和年羹尧的态度大相径庭。
楚宗刚一接到任务，就向雍正皇帝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说道：“臣本来是一个愚昧的人，承蒙皇上的隆恩才有今天，我心里只有皇上一个人，其他任何人都不在话下，臣到了西宁之后，一定尽力严管那里的所有人。”

楚宗奉命来到西宁之后，允禟竟然耍起了小性子，拒不出门迎接。
见此情景，楚宗拿出雍正皇帝的圣旨责问允禟。
允禟居然回复了一句让所有人感到震惊的话说：“皇上怎么职责我都是对的，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大不了我出家离世算了！”
在西宁监视允禟期间，楚宗向雍正皇帝弹劾了许多允禟的问题，其中包括“装病不请圣安”“接旨不行跪拜之礼”“态度傲慢，自称是脱离红尘之人”“在西宁经商贸易，收买商人和老百姓”等等。
而且，楚宗建议雍正皇帝下旨，直接把允禟带回京城囚禁起来，以绝后患。

年羹尧

没过多久，年羹尧又给雍正皇帝呈上关于允禟近期状况的奏折。
雍正皇帝看完之后非常生气，当即在朱批当中质问年羹尧说：“西大通的百姓和商人都称颂允禟为资王，他的下人天天射箭嬉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他们说：“我们贝子做的所有买卖，从来不问价钱，要多少钱给多少钱，大家都乐于跟他打交道，称颂他贤明仁慈”，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除此之外，雍正皇帝还质问年羹尧说：“允禟见楚宗的时候，出言不逊，放肆无礼，你和他之间的书信往来是否有保存？请送到京城来，朕要亲自查阅。”
此时的年羹尧已经意识到，雍正皇帝对自己有所不满。
然而，面对雍正皇帝的如此质问，年羹尧依然不肯为允禟罗织罪名，还在尽力为允禟开脱。

不仅如此，年羹尧平时爱慕沽名，甚至把雍正皇帝的圣恩视于无物，这让雍正皇帝实在无法忍受。
年羹尧仗着自己立下的赫赫战功居功自傲，无视朝廷，做出了许多令雍正皇帝感到不爽的事情，这些都让雍正皇帝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也给君臣两人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有一次，年羹尧想要试探一下雍正皇帝的态度，他在奏折当中写道：“臣担任封疆大吏已经十几年，一直尽心竭力，现在落下了一身的毛病，眼睛昏花，胳膊疼痛，心脏不好，特别希望返回京城和皇上团聚。至于西陲重地，我也不能永远镇守，我可以给皇上推荐一位足以胜任的人选。”
对于年羹尧的这番试探，雍正皇帝表达了对他的关心与呵护，劝说他要好好调养身体。
另外，雍正皇帝明确表示说：“若是此时把你调回京城，外界就会认为咱们君臣之间互相猜忌，不利于军心的稳定，你还要继续坚守在川陕总督的位置上，等过几年找到合适的接任者，我再把你调回京城。”

雍正皇帝与年羹尧之间反目的导火索，要从年羹尧返回京城述职的时候开始，在此期间，他彻底激怒了雍正皇帝。
清世宗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的年底，在青海打了胜仗的年羹尧返回京城述职，受到了雍正皇帝的亲自接见。
年羹尧战功赫赫，功成名就，应该有多么的不可一世啊！雍正皇帝将他视为贵宾，专门让礼部制定了接待仪式，甚至还打算让各省的督府同时来到京城一起接待。
在京城居住的那段期间，年羹尧举止傲慢，毫不谦逊。
例如，年羹尧骑着马在街上溜达的时候，王公大臣遇到他都会给他行礼问候，而他就坐在马上敷衍一句，这让许多王公大臣感到十分反感。

还有，年羹尧与雍正皇帝见面的时候，丝毫不顾君臣礼节，敞腿箕坐，雍正皇帝对此很是生气，认为这是一种对天子的大不敬。
不仅如此，年羹尧身上存在的更大问题，就是在京城招权揽势，四处插手各项政务，倚仗功绩宣扬自己的权威。
面对年羹尧的种种行为，虽然雍正皇帝有些看不下去，但是又不方便直说，只好当着满朝文武大臣的面诉说“为君之难，为臣不易”的委屈。
有一次，雍正皇帝对满朝文武大臣说道：“难道朕是一个年幼无知的皇帝吗？很多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还需要年羹尧上奏来进行指点吗？”
雍正皇帝还说：“朕的年岁比年羹尧要大一点，朕心里面十分清楚，年羹尧的才干做一个大将军和总督是绰绰有余的，但他能有天子的聪明才智吗？”

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已经开始公开表达对年羹尧的不满。
在京城待了两个月时间，年羹尧就离开了京城，期间，他不仅得罪了雍正皇帝，还几乎得罪了满朝的文武大臣。
然而，仅仅凭借这些，还不足以让雍正皇帝拿掉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将。
年羹尧在川陕地区经营了十多年的时间，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军事实力上，都是肉眼可见的。
自从雍正皇帝当上皇帝之后，就一直热捧年羹尧，如果想要拿下他，就必须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

年羹尧常年驻扎在川陕地区，手握重兵，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当地的文武官员大多数都是由他举荐任命的，犹如藩镇割据一样，一旦局面失控将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而且，年羹尧身边还有允禟这么一支皇室成员，若是再与其它的反对势力联合起来，将会威胁到雍正皇帝的皇位。
因此，即使雍正皇帝想要扳倒年羹尧，同时为了不刺激到年羹尧在川陕地区的势力，就必须先让年羹尧返回川陕，然后再去慢慢搜集他的罪证。
事后，雍正皇帝曾经向满朝的文武大臣透露说：“这次年羹尧在京城期间，朕身边的亲信大臣向我建议，绝对不能将年羹尧放回陕西，我认为我有足够的驾驭能力，不需要采取这种突然扣留的办法，否则就会落个不能依法办事，莫须有抓捕功臣的名声。”
在处置年羹尧的问题上，雍正皇帝先从文武大臣的身上入手，暗示他们要及时的表态站队，以及揭发年羹尧的罪证。

年羹尧刚刚离开京城，雍正皇帝就在朱批中向湖广总督杨宗仁询问说：“根据你对年羹尧的认知，你认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能不能许他一个纯字？”
雍正皇帝当上皇帝之后，一直把年羹尧定性为公正无私的大功臣，如今突然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显然是对他的忠诚产生了怀疑。
杨宗仁是一个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老油条了，怎么会不知道雍正皇帝的意思。
过了十多天，雍正皇帝又在河道总督齐苏勒的奏折上批示了挺长的一段话，不仅表达了自己对年羹尧的不满，还挑唆年羹尧和齐苏勒两人之间的关系。
不仅如此，雍正皇帝还盯上了安徽巡抚李成龙。

李成龙与年羹尧是通家世好，也是怡亲王允祥的属人，雍正皇帝对他说：“朕最近发现年羹尧开始作威作福，贪污受贿，朕很是生气，他居然这么辜负我对他的器重。你的儿子现在在年羹尧的手下做事，你们两家原来也是世交，如果畏惧他的权势而选择依附于他，恐怕以后你就会受到牵连，该怎么办，你心里有数。不光是年羹尧不能倚仗，凭谁也不能给你什么好处，除了你的本主怡亲王允祥，朕建议你谁都别依靠，你们以前的那些把戏现在都不好使了，你好自为之！”
通过这番话，雍正皇帝是在暗示安徽巡抚李成龙，要远离年羹尧，积极向总理户部怡亲王允祥靠拢，只有怡亲王允祥才是最值得信任的人。
而在直隶总督李维钧的奏折上面，雍正皇帝作出了这样的批示：

“近者年羹尧奏对事件，朕甚疑其不纯，有些弄巧揽权之景况，朕今少疑年羹尧，明示卿朕意，卿知道了当远些，不必令觉，渐渐远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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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钧是通过年羹尧的举荐，才当上的直隶总督一职，两人之间的交情很深。

雍正皇帝非常看重李维钧的才干，想要把他拉出年羹尧的阵营，为己所用，还这样称赞：“如果大清王朝的督府都像李维钧一样，那么吏治民生就不用发愁了！”
作为年羹尧一派的重要人物，李维钧看到雍正皇帝的批示以后，自然不敢不有所表态。
于是，在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正月，连续上奏了三道弹劾奏折，主动检举揭发年羹尧作威作福、冒滥军功、招权揽贿、排斥异己、侵吞国努、杀戮无数、残害良民、心迹悖逆、负恩恬恶、隐而弥彰等等。
然而，雍正皇帝是何等的精明，他马上就意识到，李维钧只是光给年羹尧扣上了帽子，却避开了年羹尧的具体行事。
雍正皇帝知道，李维钧明面上是在弹劾年羹尧，实际上是在为自己开脱。

为此，雍正皇帝又在朱批当中明确告诉李维钧说：“如果你要想让朕不起疑心，你就要挺身而出跟年羹尧作对，竭尽全力曝光他的不法罪行，让他的罪行公之于众，使得年羹尧对你产生仇恨，这样你的清白就不辩自明了！”
即使雍正皇帝已经把话说的明明白白，李维钧还是没有断绝和年羹尧之间的联系。
直到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七月，李维钧因为帮助年羹尧藏匿财产，以及贪污渎职等等罪名，被雍正皇帝下旨逮捕，革职抄家，不久之后就病死了。
雍正皇帝与一些重要的大臣私下交流，要求他们与年羹尧划清界限之后，接下来就开始进行搜集年羹尧的罪证。
在此期间，雍正皇帝开始公开下达谕旨，事无巨细地点名批评年羹尧，还发生了一起著名的“金南瑛事件”。

金南瑛当时担任陕西驿道，年羹尧指使亲信陕西巡抚胡期恒上奏弹劾他。
本来上级弹劾下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雍正皇帝却因为金南瑛是怡亲王允祥保举通过的会考府官员，从而极力维护金南瑛，还指责年羹尧和胡期恒是“妄参”。
雍正皇帝在朱批当中明确表示，怡亲王允祥保举的官员怎么会不称职呢，必定是年羹尧任用私人，排斥贤良。
没过多久，京城出现了一次“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祥瑞天象，文武大臣都会向雍正皇帝呈上贺表，以此来歌颂雍正皇帝的文治武功，感动上天。
然而，雍正皇帝在年羹尧献上的写道贺表里面发现了问题，本来应该是“朝乾夕惕”，年羹尧却写成了“夕惕朝乾”。

于是，雍正皇帝抓住这个文字错误，对满朝文武大臣说道：“年羹尧不是一个粗心的人，他是故意把贺表写成这样，他不愿意用朝乾夕惕来评价联，就是不认可朕的政绩，那么他在青海击败罗卜藏丹津的功劳，朕也一样是在认可与不认可之间。”
此言一出，满朝文武大臣纷纷看出了雍正皇帝的意图。
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些文武大臣开始或者秘密或者公开地弹劾年羹尧，主动检举揭发他的各种罪行。
雍正皇帝借助这些罪状，向全国各地派出调查工作小组，企图寻找扳倒年羹尧的人证和物证，这样一来就能顺理成章的扳倒年羹尧，还能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
虽然雍正皇帝手里掌握了许多关于年羹尧的罪状，但他并不着急采取实质性的惩罚措施，只是在朱批当中对年羹尧进行警告。

按照清朝时期的惯例，年羹尧离开京城，回到自己的驻地之后，通常都会向雍正皇帝递交一个谢恩奏折。
至于谢恩奏折的内容，一方面，无非就是汇报自己已经安全回到驻地。另一方面，还要感谢雍正皇帝在京城期间对自己的优厚待遇和宽容谅解。
就是在年羹尧的这道奏折后面，雍正皇帝批示了一段非常有名的话，其中一部分这样写道：

“凡人臣图功易，成功难；成功易，守功难；守功易，终功难。为君者施恩易，当恩难；当恩易，保恩难；保恩易，全恩难。若倚功造过，必致返恩为仇，此从来人情常有者。”: E, h, p5 v; v: P

雍正皇帝的这段话说的很重，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警示和告诫的意味。
看到奏折上的批示，年羹尧感到十分惶恐，急忙表态说：“臣秉性庸碌愚味，犯了很多错误，皇上不忍心加罪于臣，还这样教育臣，臣非常感激，一定自勉赎罪。”

但是，对于年羹尧的回复，雍正皇帝似乎并不认可，他一连写下了六个“可惜”：

“可惜朕恩，可惜己才，可惜奇功，可惜千万年声名人物，可惜千载奇逢之君臣遇合，若不知悔，其可惜处不可枚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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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年羹尧依然在川陕地区手握重兵，一旦将他激怒，甚至有可能酿成兵变，进而引发一场全面战争。
雍正皇帝身边的亲信大臣对此非常忧虑，曾经多次上书劝谏说：“发表关于年羹尧的言论最好留一点余地，要有防闲之心，以免让他怒而造反。”
可是，雍正皇帝丝毫听不进去大臣的意见，依然照旧，俨然拥有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雍正皇帝之所以这么有把握，因为他做到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尤其是把一些关键人物拉拢到了自己这边，要求他们跟年羹尧划清界限。

此外，年羹尧驻扎在川陕地区的重要财富来源，则是山西和陕西交界位置的河东盐场。
想要从地理、军事和财源等等当年遏制年羹尧，雍正皇帝专门任命自己的亲信大臣伊都立担任山西巡抚。
伊都立是满洲正黄旗人，他和年羹尧是同一年考中的进士，两人之间的私交非常密切。
雍正皇帝任命伊都立担任山西巡抚的目的，就是为了利用他们之间的交情来麻痹年羹尧，从而在川陕地区和京畿地区之间树立一道重要的防御屏障。
伊都立走马上任之后，雍正皇帝立刻让他全面掌握军事重镇大同、太原的兵权，还让他接管了河东盐场。

除此之外，雍正皇帝还指示伊都立，一定要继续与年羹尧表现出友好的姿态，不要与年羹尧中断书信，甚至还亲自指导他使用什么样的词汇去吹捧年羹尧的功劳，好让年羹尧放下戒备之心。
为了进一步分化瓦解年羹尧的势力，雍正皇帝还对他的手下大将甘肃巡抚岳钟琪进行拉拢。
岳钟琪虽然是年羹尧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甚至还以师生相称，但是他年轻气盛，立功心切，有时候还会不听军令，自作主张。
雍正皇帝抓住岳钟琪的自身性格，极力挑拨他跟年羹尧之间的关系，为了将他拉拢，甚至以川陕总督的位置相许诺，还许诺让他担任日后进军准噶尔的三军统帅。
为了帮助岳钟琪和年羹尧顺利划清界限，不必让他承担背叛恩师的道德压力和舆论遗责，雍正皇帝甚至颠倒黑白，公开声称他的父亲岳升龙是被年羹尧陷害的。

事实上，岳钟琪的父亲岳升龙当年因为经济债务问题而被关进监狱，还是年羹尧帮他还清了债务，才让他摆脱了牢狱之灾，年家和岳家是友好世家。
岳钟琪是一个聪明人，他深知雍正皇帝想要扳倒年羹尧，而自己作为年羹尧势力的核心成员，一旦年羹尧倒台，自己只有死路一条。
于是，岳钟琪欣然接受了雍正皇帝的利诱，正式与年羹尧划清界限，站到了雍正皇帝的一侧。
清世宗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四月，雍正皇帝下达了一道圣旨，正式宣布免去年羹尧的川陕总督职务，由岳钟琪代为兼任，年羹尧调往浙江担任杭州将军一职。
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岳钟琪终于从西宁赶赴西安，接任了川陕总督的大印，成为了清朝第一任这个职位上的汉人。

岳钟琪

除了以岳钟琪为代表的武将之外，川陕地区的文官大多也都是出自年羹尧的门下，或者是通过年羹尧举荐的。
例如，陕西巡抚胡期恒和四川巡抚蔡珽。
在“金南瑛事件”上，年羹尧指使胡期恒上奏弹劾了陕西驿道金南瑛，雍正皇帝非常气愤，对年羹尧一顿破口大骂：“你实在是老昏了，胡期恒是你在朕前保举的人，你竟然忍心如此待朕。”
“金南瑛事件”发生之后不久，胡期恒被召见进京，这也是他第一次见到雍正皇帝。
面对雍正皇帝的威逼利诱，胡期恒顶住了所有压力，坚决拒绝揭发年羹尧的种种罪行，雍正皇帝一怒之下把他革职下狱，直到乾隆皇帝登基之后才被释放。

对于胡期恒的这个举动，乾隆皇帝在位时期的学问家全祖望表示非常钦佩，称赞他说：“他能够在年羹尧墙倒众人推的时候，仍然不负旧交，实在是当时世风中最为难能可贵的品质！”
除了陕西和甘肃之外，四川也是年羹尧的一个重要势力范围，由蔡珽担任四川巡抚。
史书上对于蔡珽的记载为：“素负才而专己”，也就是自恃才高，独断专行。
年羹尧本身就是一员武将，再加上性情傲慢，对待下属有时难免有所过激，蔡珽怎么可能受得了这个气。
这样一来，在平常的工作当中，年羹尧就跟蔡珽产生了许多矛盾，互相怨恨，互相拆台。
年翼尧在呈给雍正皇帝的奏折当中，就屡次说蔡珽的坏话，他想要把蔡珽挤出四川，改由自己的亲信王景灏担任四川巡抚。

然而，蔡珽也不甘示弱，他渐渐不跟年羹尧商量四川的政务，两人针尖对麦芒，关系跌到了底谷。
于是，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七月，年羹尧抓住蔡珽的几个把柄，一举将他参倒革职，并把他押送到京城的刑部受审。
巧合的是，雍正皇帝想要寻找年羹尧的罪证，身在刑部监狱的蔡珽就提供了许多方便。
雍正皇帝亲自提审了蔡珽，蔡珽则借此机会竭力陈述自己的冤枉，还特别提到了年羹尧的一些贪赃枉法的罪证，这正是雍正皇帝想要得到的结果。
雍正皇帝认为，蔡珽作为川陕地区官场的核心成员，又和年羹尧相识多年，必定能够提供不少有价值的线索，就下旨免去了蔡珽的所有罪名，任命他为都察院左都御史。

随后，雍正皇帝不断提拔蔡珽，让他同时兼任吏部尚书和兵部尚书，甚至担任直隶总督，成为了红极一时的人物。
在扳倒年羹尧的事情上，蔡珽身先士卒，格外卖力，走向了人生的巅峰。
从此以后，蔡珽开启了一条专门挑战权臣的道路，以此来向雍正皇帝展示自己的忠诚，他先后弹劾过田文镜、岳钟琪，乃至雍正皇帝最为信任的怡亲王允祥，从而搭上了自己的前程。
清世宗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年底，蔡珽风光了还不到两年的时间，就以“十八条大罪”被判处斩监候，直到乾隆皇帝即位以后才被释放出来。
<hr>参考文献

1.《清史稿》作者：民国·赵尔巽、缪荃孙、柯劭忞等人；
2.《清世宗实录》作者：清朝·张廷玉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