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日本天皇裕仁去世，日方希望中国参加葬礼，我国回应四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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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1月7日，日本第124代天皇裕仁因病去世，日本国内对此事十分重视，要为裕仁举行国丧，并邀请世界各国出席葬礼。

作为曾在二战期间担任日本最高统治者的人物，他在位期间日本发动了多场侵略战争，这场葬礼也因此成为了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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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也被日方邀请出席，而中国是否出席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面对日本的邀请，中国的四字回应表达了对中日关系发展的原则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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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1926年上位，一共执政日本长达63年，他在任期间，让日本的天皇从不可接触的神变成了世俗的国家象征。

而这几十年里，裕仁可谓是坏事干尽，相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导致数千万民众无辜死亡，是不折不扣的战争罪犯。

1989年，裕仁天皇去世之后，他的葬礼成为了焦点，尤其是对中国出席葬礼的邀请，让世界各国都好奇中国对此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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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之所以如此关注，是因为，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罄竹难书，所做暴行，天理难容。

在裕仁天皇死后，日本国内竟开始大肆宣扬起他和日本人民同甘共苦、关心国家和平繁荣的“崇高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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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时任日本首相竹下登在回答关于日本二战的责任和性质的问题时，公然表示：是不是侵略应由后世史学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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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日本法制局局长官昧村治在国会答辩时，也公开的为裕仁天皇开脱，说无论从国内法还是国际法看，天皇都是没有战争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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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言论无疑是公开为日本及裕仁天皇洗脱侵略罪名，这是没有任何道理和道德的无稽之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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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铁证如山、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侵占中国东北、制造伪满洲国、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都是在裕仁天皇在位期间发生的。

南京大屠杀、实施毒气战、进行人体实验等累累暴行，是彻头彻尾的反人类罪行，给中国人民造成了难以磨灭的身心创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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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仁天皇因为美国的庇护逃脱了战后审判，但他的战争责任和战争罪行，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洗脱的。

也是无数被日本伤害的国家和人民不会遗忘的。

此番言论发布后，中国立即对此进行反应，外交部发言人直截了当的对此进行批判，核心就四个字：正视历史。

在第二天，日本的驻华大使就迅速向我国外交部进行解释。

他表示竹下登首相对侵华战争的态度没有发生改变，即认识到侵略的事实，不让历史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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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日本的这番表演意味着之前的言论就是一番试探，这种混淆视听的小把戏，日本总是孜孜不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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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葬礼对中国的邀请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试探，是否出席葬礼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此时中日已经建交，两国有了外交关系，这就不能简单的直接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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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要考虑到国内人民和广大海外侨胞的民族感情，又要考虑到国际影响和外交礼仪，去和不去都要有充分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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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中国考虑到中日关系的发展和争取日本人民，决定派出时任国务委员、外交部长钱其琛以“国家主席特使”的身份赴日参加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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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决定既顾及了外交礼仪，又考虑到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很多国家都是国家元首出席，我国只派出特使也算保持了一定的外交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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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4日，裕仁天皇的葬礼如期举行，场面可谓盛大，但钱其琛并不怎么关注葬礼本身，他来还有别的重要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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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上午，他会见了日本外相宇野宗佑，宇野宗佑是来为竹下登首相辩解的。

他说那次国会首相的发言，没有准确表达出真实的意思，他对此表示遗憾，同时强调日本认识到了侵华战争的性质。

同日下午，钱其琛又会见了竹下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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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下登再次强调愿在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础上，发展两国关系，对战争的性质和态度的认识没有发生改变。

钱其琛面对两人的言论，依旧用“正视历史”来回应，中日双方如果想要正常发展和交流，尊重历史是原则和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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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日本在葬礼前后的态度反差，也体现出他们的小心思，没见面时跳出来发表不当言论，中国反对后又立马更改说辞。

见面之后更是两次声明态度，这种小人心思一目了然。

毕竟见了面还嘴硬，中国在葬礼上可不会惯着他们，要是做出点什么举动可就是世界性的新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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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中国之所以出席日本天皇的葬礼，除了和日本的外交交流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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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和其他参加葬礼的国家的进行外交交流，也就是“葬礼外交”。

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国际机构都派人来参加葬礼，其中有50多个国家都是国家元首亲自参加，这对中国来说可是一个巨大的外交舞台。

这个时期，国际格局发生剧变，西方国家对中国采取了一定的制裁措施，我国的外交工作面临很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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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次借助葬礼进行外交，无疑可以有力的推动了我国的外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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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其琛在参加葬礼的短短两天时间内，就频繁的会见多个国家的外长，都进行了友好交流。

而最有效和成功的当属和印尼的外交关系的进展，而这也是钱其琛来日参加葬礼最主要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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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尼都是亚洲大国，却在1967年因为意外的误会而彻底断交，这对中国和印尼都是损失和遗憾。

而早在来日之前，钱其琛准备以参加葬礼为契机会晤印尼领导人，想借此机会深入交流两国的未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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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钱其琛即使得知印尼的外长不会随行参加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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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是向印尼方面表示了会晤的意愿，最终印尼派出国务部长穆迪奥诺先行和他进行会见。

双方会谈的很友好，达成了一些共识，由于双方气氛热烈，穆迪奥诺在会中就将内容汇报给了印尼总统苏哈托。

苏哈托见状便直接参与了会谈，双方就中印外交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共识。

钱其琛的这次会见有力的推进了中印双方的外交关系进程，为之后的中印恢复外交关系打开了交流的大门。

两国于第二年正式恢复外交关系。

各大媒体报道了这一消息，称这是中国外交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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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中日交往中始终秉持着“正视历史”的基本原则，中日关系要想友好发展，这是基本的立场，是任何人都不能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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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事件深刻诠释了中国外交在坚守原则与把握机遇、化解历史伤痛与开拓未来关系之间寻求平衡的卓越艺术。

其展现的勇气与远见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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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既是葬礼,也是外交——我经历的裕仁天皇葬礼和“葬礼外交”,杨振亚,世界知识,2002-07-16,期刊
( b& v$ \5 S/ ?; j+ T' T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责任和未受惩罚的原因,段西宁,巢湖学院学报,2007-01-25,期刊
外交十记,钱其琛,全国新书目,2017-05-15,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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