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马鸿逵下令在宁夏全境"捉"儿媳，结果在甘肃"捉"着了

显示全部楼层 · 2024-8-4 21:01:14

1940年深秋，宁夏银川城内外突然戒严，各个关卡严查过往车辆和行人。马鸿逵的亲信们四处奔走，似乎在寻找什么重要人物。与此同时，一辆小汽车正在银川城外的公路上疾驰，车上三个人神色紧张，不时回头张望。他们究竟是谁？为何如此慌张？更令人不解的是，为何堂堂宁夏主席马鸿逵会下令在全境"捉拿"自己的儿媳妇？这场突如其来的追捕行动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家族秘辛？随着汽车驶向甘肃方向，一场跨越两省的追逃大戏即将上演。然而，谁也没想到，这场戏的结局会如此出人意料。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宁夏，马鸿逵家族的权势可谓无人能及。马鸿逵，这位身材魁梧、性格强硬的回族军阀，以其独特的统治手段和政治智慧，牢牢掌控着宁夏这片土地。

马鸿逵于1892年出生于宁夏同心县，其父马福祥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回族将领。1929年，马鸿逵接替其父亲的位置，成为宁夏的实际统治者。他以"宁夏省政府主席"的身份统治宁夏长达20年之久，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在马鸿逵的统治下，宁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政治生态。他巧妙地平衡各方势力，既与中央政府保持良好关系，又维持着相对的独立性。马鸿逵通过任命亲信、拉拢地方势力，建立起了一个以家族为核心的统治网络。

马氏家族的社会网络遍布宁夏各个角落。马鸿逵的兄弟、子侄们分别担任要职，掌控着军政大权。例如，他的弟弟马鸿宾曾任宁夏省政府委员、宁夏省保安司令，其子马敦静则担任过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这种家族式的统治模式确保了马氏家族在宁夏的绝对权威。

马鸿逵的长子马敦翔和次子马敦静在家族中占据重要地位。马敦静1910年出生，年纪轻轻就显露出军事才能。他先后就读于青海军官教导团、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高等教育班第四期和陆军大学将官班甲级第一期，接受了系统的军事教育。

在父亲的栽培下，马敦静的军旅生涯可谓一帆风顺。1937年，年仅27岁的马敦静就已经是168师第3旅的少将旅长，统领两个团的兵力。这种快速晋升的背后，无疑有马鸿逵的影子。

马敦静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军事才能，还与马鸿逵有着相似的个人爱好。他们都喜欢听秦腔，甚至要求家中的丫头和姨太太们都能唱几出戏。马家经常举办家庭戏曲比赛，马鸿逵和马敦静的人各自登台献艺，以此彰显家族的文化底蕴。

然而，权力和财富并没有给马家带来和睦。家族内部的矛盾日益显现，特别是在婚姻问题上。马敦静先后娶了三房姨太太，其中第三房姨太太瞿亚明的到来，引发了一系列家庭纠纷。

瞿亚明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与马家其他女眷格格不入。她的到来打破了马家原有的平衡，也为日后的戏剧性事件埋下了伏笔。马鸿逵虽然在政治和军事上英明果断，但在处理家庭矛盾时却显得力不从心。

随着时间推移，马鸿逵家族的权势虽然依旧强大，但内部矛盾却日益激化。这种矛盾不仅体现在家庭成员之间，也反映在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中。马鸿逵努力维系着这个庞大家族的表面和谐，但暗流涌动的家族矛盾却如同一颗定时炸弹，随时可能引爆。

瞿亚明的出现给马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文化气息，同时也激起了一系列波澜。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瞿亚明的背景与马家其他女眷截然不同。

生于1910年代的瞿亚明，出身于江苏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她的父亲是当地一位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从小就注重对女儿的教育。在那个女子教育尚未普及的年代，瞿亚明获得了难得的求学机会。她先是在家乡完成了中学学业，随后考入了上海光华大学英语系。

光华大学是民国时期上海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大学，创办于1925年。该校汇聚了一批学识渊博的学者，如胡适、厉麟似、徐志摩等人都曾在此任教。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瞿亚明不仅掌握了扎实的英语技能，还接触到了诸多西方先进思想。她的眼界逐渐开阔，对社会、对女性地位有了新的认识。

1935年，刚刚大学毕业的瞿亚明接受了一个远赴西北的工作机会。她应聘到宁夏妇师任教导主任兼英语教师。对于一个年轻的江南女子来说，前往遥远的宁夏无疑是一次冒险。然而，瞿亚明却怀着满腔热忱，希望能为西北的教育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当时的宁夏，尤其是银川，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地方。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中山公园里有两只猴，一个警察在街上看两头。"这句话形象地描绘了银川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在这样一个小城里，一位来自上海的高学历女性自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瞿亚明的到来为宁夏妇师带来了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她不仅教授英语，还积极推广新式教育思想，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表达。她的课堂常常充满活力，吸引了不少学生。渐渐地，瞿亚明在银川知识圈里有了一定名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瞿亚明与马敦静相识了。作为宁夏实际统治者马鸿逵的次子，马敦静经常出入各种社交场合。在一次学校举办的文化活动中，马敦静被这位知性优雅的江南女子所吸引。两人很快熟络起来，频繁往来。

然而，他们的结合并非一帆风顺。首先，马敦静已有两位姨太太。其大姨太是甘肃河州人，也姓马；二姨太紫连生是宁夏本地人，还在上中学时就与马敦静结婚。其次，马家作为宁夏的统治家族，对儿媳的选择自然有着严格的要求。一个来自外地、思想开放的知识女性，是否能融入马家的家族文化，是个未知数。

尽管如此，在马敦静的坚持下，瞿亚明最终还是成为了他的第三位姨太太。这桩婚事在当时的银川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人对这位"洋派"的新姨太太充满好奇，也有人对她的到来心存疑虑。

婚后的瞿亚明努力适应着马家的生活。她尝试学习当地的习俗，甚至开始学唱秦腔，以迎合马鸿逵和马敦静的爱好。然而，骨子里的现代思想和独立个性，让她难以完全融入这个传统的大家族。

瞿亚明的到来，也悄然改变着马家的一些习惯。她带来了新的话题，引入了一些新式的生活方式。比如，她会组织家中的女眷一起读书讨论，还尝试教导家中的孩子们英语。这些举动虽然新鲜有趣，却也引起了一些家庭成员的不适。

随着时间推移，瞿亚明在马家的处境越发微妙。她与其他姨太太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与马鸿逵之间也存在一些隔阂。尽管马敦静对她宠爱有加，但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大家族中，瞿亚明始终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压抑。

这种复杂的家庭关系，加上瞿亚明内心对自由和独立的渴望，最终导致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出逃事件。这一事件不仅震惊了整个宁夏，也成为了马家历史上一个难以抹去的插曲。

1940年9月的一个深夜，银川城内马家大院一片寂静。突然，一个身影悄悄从后门溜了出去，快速钻进早已等候在附近的一辆小汽车里。车子随即发动，朝着城外疾驰而去。这个神秘人物正是马敦静的三姨太太瞿亚明，而这一刻，正是她精心策划已久的出逃计划开始的时刻。

瞿亚明的出逃并非一时冲动，而是经过长期酝酿和周密准备的结果。在嫁入马家的几年里，她逐渐感到自己与这个家族格格不入。尽管马敦静对她宠爱有加，但家族其他成员对这位"洋派"姨太太的态度却始终冷淡。特别是马鸿逵，对这个儿媳妇一直心存芥蒂。

瞿亚明在马家的日子并不轻松。作为第三位姨太太，她不仅要面对其他两位姨太太的明争暗斗，还要应付马家其他女眷的冷嘲热讽。她尝试过融入马家的生活，学习当地习俗，甚至努力学唱秦腔，但这些努力并未得到家族的认可。

更让瞿亚明难以忍受的是，她在马家失去了独立性和自由。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女性，她渴望能够继续从事教育工作，为社会做出贡献。然而，马家的传统观念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瞿亚明被禁止外出工作，甚至连与外界接触的机会都被大大限制。

在这种压抑的环境中，瞿亚明开始暗中策划出逃。她首先需要解决的是交通问题。银川虽然是宁夏的省会，但在1940年代仍是一个交通不便的小城。瞿亚明通过她在妇师任教时结识的一位老同事，秘密联系到了一位愿意提供帮助的司机。这位司机平日负责运送货物，对周边地区的道路情况非常熟悉。

接下来是选择逃跑的路线。瞿亚明考虑了多个方向，最终决定往东逃往甘肃。这个选择有几个原因：首先，相比西部的荒漠地带，东部的甘肃地区交通相对便利，也更容易找到落脚点。其次，甘肃与宁夏接壤，距离较近，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脱离马鸿逵的势力范围。最后，瞿亚明在甘肃兰州有一位多年未见的旧友，她希望能得到这位朋友的帮助。

出逃的日期选在了1940年9月15日。这一天，马敦静恰好因公务外出，家中其他人也都各有安排。瞿亚明借口身体不适，早早就回到自己的房间。深夜时分，当整个马家大院陷入沉睡，瞿亚明悄悄起身，穿上早已准备好的便装，带上简单的行李，从后门溜了出去。

在院外等候的不仅有那位司机，还有瞿亚明的贴身丫鬟小翠。小翠是瞿亚明来到马家后收的丫鬟，两人关系亲密。瞿亚明不忍心将她一人留在马家，决定带她一同逃走。三人迅速上车，趁着夜色向东疾驰而去。

然而，瞿亚明没有想到的是，她的出逃很快就被发现了。第二天一早，负责照顾瞿亚明起居的佣人发现她不在房间，立即报告给了家中的管事。管事意识到事态严重，立刻通知了正在外地的马敦静。

消息传到马敦静耳中，他震怒之余立即赶回银川，并向父亲马鸿逵汇报了这一情况。马鸿逵闻讯大怒，立即下令在宁夏全境展开搜捕。各个关卡、车站、码头都接到了严密盘查的命令。马鸿逵的亲信们四处奔走，打探瞿亚明的下落。

就这样，一场跨越宁夏、甘肃两省的追捕大戏正式拉开帷幕。瞿亚明的这次出逃，不仅关系到她个人的命运，更牵动着整个马家的颜面。对马鸿逵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家庭丑闻，更是对他统治权威的公然挑战。他下定决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将这个"不守妇道"的儿媳妇抓回来。

瞿亚明的突然出逃，犹如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在宁夏上下掀起了巨大的波澜。马鸿逵震怒之下，立即调动了手下所有可用的力量，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捕行动。

首先，马鸿逵下令封锁了宁夏境内所有主要道路和交通要道。各个检查站都接到了严格盘查过往车辆和行人的命令。特别是通往甘肃方向的道路，更是重点关注对象。马鸿逵深知，以瞿亚明的背景和人脉，她最有可能选择逃往甘肃。

同时，马鸿逵派出了多支搜索小队，分头在宁夏各地展开地毯式搜索。这些搜索小队由马家的亲信和宁夏当地的警察组成，他们挨家挨户地搜查，不放过任何可疑的线索。马鸿逵甚至动用了他的私人情报网络，在民间散布消息，悬赏寻找瞿亚明的下落。

为了确保消息的及时传递，马鸿逵还特别设立了一个临时指挥中心。这个指挥中心设在银川马家大院内，由马敦静亲自坐镇。各路搜索队伍的情报都会汇总到这里，然后由马敦静根据情况做出相应的部署。

马家的这次追捕行动，不仅仅是为了找回一个逃跑的姨太太，更关乎马家的颜面和威信。在当时的宁夏，马鸿逵虽然不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但实际上掌握着绝对的权力。一个小小的姨太太竟敢公然挑战马家的权威，这对马鸿逵来说是难以接受的。

追捕行动的第一步，就是确定瞿亚明的逃跑路线。根据马家大院内佣人的证词，瞿亚明是在深夜悄悄离开的。但是，究竟是何时离开，又是如何离开的，却没有人能说清楚。这就给追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马敦静派人仔细搜查了瞿亚明的房间，希望能找到一些线索。然而，除了发现一些衣物和首饰不见了之外，并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这更加坚定了马敦静的判断：瞿亚明的出逃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在追捕行动展开的同时，马鸿逵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控制舆论。他严令禁止任何人传播有关瞿亚明出逃的消息，对于那些不听劝告、私下议论此事的人，马鸿逵都会给予严厉的惩罚。

然而，尽管马家采取了如此严密的措施，瞿亚明的出逃消息还是像长了翅膀一样，很快就在宁夏上下传开了。人们私下里议论纷纷，有人同情瞿亚明的遭遇，也有人对她的行为表示不解。更有甚者，开始质疑马家的统治能力。

为了平息这些议论，马鸿逵不得不采取了一些额外的措施。他命令宁夏的报纸发表文章，批评瞿亚明的行为是"不守妇道"，是对传统道德的背叛。同时，马鸿逵还借机大肆宣扬马家的家风，强调马家对妇女的善待。

然而，这些舆论控制的措施收效并不明显。相反，它们反而引起了更多人的好奇和猜测。人们开始暗中打听瞿亚明的下落，有的甚至暗中提供帮助。这无疑给马家的追捕行动带来了更大的困难。

随着时间的推移，追捕行动的范围不断扩大。马鸿逵意识到，仅仅在宁夏境内搜捕是不够的。于是，他开始向邻近的省份求助。他先是联系了甘肃的地方当局，请求他们协助搜捕瞿亚明。随后，他又派人前往陕西、内蒙古等地，希望能得到这些地方的支持。

在这个过程中，马鸿逵充分利用了他的人脉和影响力。他动用了各种关系，甚至不惜重金贿赂一些地方官员，以换取他们的配合。这种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搜捕范围，但同时也让更多人知道了这件事，无形中给瞿亚明的逃亡增加了难度。

与此同时，马敦静也没有闲着。作为瞿亚明的丈夫，他比任何人都更了解瞿亚明的性格和习惯。他仔细回忆着与瞿亚明相处的点点滴滴，试图从中找出可能的线索。他甚至亲自前往瞿亚明曾经工作过的宁夏妇师，希望能从她的旧同事那里得到一些信息。

就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追捕行动在宁夏及其周边地区全面展开。马家动用了所有可以利用的资源，誓要将瞿亚明抓获。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这场追捕行动最终会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不仅考验着马家的实力和耐心，也考验着瞿亚明的智慧和勇气。

瞿亚明的出逃，犹如一场惊心动魄的棋局，她与马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智力较量。在马家大规模的追捕行动下，瞿亚明的逃亡之路充满了艰险和挑战。

离开银川后，瞿亚明一行人昼伏夜出，避开了马家设下的重重关卡。他们先是向东进入甘肃境内，但很快发现甘肃各地也已收到了马鸿逵的通缉令。无奈之下，瞿亚明临时改变计划，转而向南逃往陕西。

在陕西，瞿亚明遇到了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商人。这位商人被瞿亚明的遭遇所打动，不仅为她提供了临时的庇护，还帮助她伪造了新的身份证明。就这样，瞿亚明以"李秀英"的新身份，开始了她的隐姓埋名的生活。

然而，马家的追捕并未就此停止。马鸿逵派出的探子遍布各省，不断有关于瞿亚明可能下落的消息传回银川。每一次，马家都会派出大批人马前去搜查，但每次都无功而返。这场追捕行动持续了整整两年，耗费了马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却始终未能找到瞿亚明的确切下落。

在这两年里，瞿亚明辗转于陕西、河南、湖北等地。她时而扮作普通农妇，时而化身为商贾之女，不断改变身份和装扮，以躲避马家的追捕。在这个过程中，她遇到了不少愿意帮助她的人，其中不乏一些反对马鸿逵统治的地下组织成员。

1942年夏，一个意外的机会改变了瞿亚明的命运。当时，她正在湖北武汉以教书为生。一天，她在街头偶遇了一位故人——曾经在宁夏妇师共事的老同事王梅芳。王梅芳认出了瞿亚明，但并未声张，而是悄悄地与她取得了联系。

原来，王梅芳此时已加入了国民党的地下组织。她了解到瞿亚明的处境后，决定帮助这位昔日的同事。在王梅芳的协助下，瞿亚明成功获得了一个前往重庆的机会。

重庆，作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所在地，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避风港。瞿亚明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在女子中学教书的工作，终于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生活。然而，她依然不敢放松警惕，始终保持着低调。

就在瞿亚明以为可以就此安顿下来时，命运再次给她带来了转机。1943年初，一位自称是国民政府特派员的人找到了瞿亚明。这位特派员表示，国民政府已经注意到了她的遭遇，并有意利用她的经历来打击马鸿逵的统治。

起初，瞿亚明对这个提议持谨慎态度。但在反复权衡之后，她最终同意了特派员的建议。她开始为国民政府提供关于马家统治的详细信息，包括马鸿逵的统治手段、马家的内部矛盾等。这些信息对国民政府制定对宁夏的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4年，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好转，国民政府开始着手收复失地、统一全国。在这个背景下，瞿亚明的价值更加凸显。国民政府决定利用她的经历，对马鸿逵施加压力。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公开了瞿亚明的遭遇，并以此为由，要求马鸿逵交出宁夏的实际控制权。面对国民政府的压力，再加上民间舆论的推动，马鸿逵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

1949年，随着全国解放，马家在宁夏的统治最终走向终结。瞿亚明的逃亡经历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反映了旧社会下女性的悲惨遭遇和追求自由的勇气。

在新中国成立后，瞿亚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宁夏。她重返教育岗位，在银川一所中学任教，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她的经历也被写入了地方志，成为宁夏近代史上的一个特殊篇章。

晚年的瞿亚明经常会回忆起那段逃亡的岁月。那些艰难、危险，以及在逃亡过程中遇到的各种人和事，都深深地刻在了她的记忆中。她常说，正是那段经历，让她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自由和新中国带来的新生活。

瞿亚明的故事，不仅是一个个人的传奇，更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它展现了旧中国社会制度的弊端，也反映了普通人在面对强权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智慧。这段历史，至今仍被人们所传颂，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