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的孩子们（布尔什维克治下的个人崇拜）
“布尔什维克把教育当做创建新社会的关键。他们通过学校，以及儿童和青年的共产党组织（少先队和共青团），向下一代灌输新型的集体生活方式。苏维埃教育理论家之一在1918年宣称：我们必须将年轻人塑成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孩子像柔软的蜡一样，可塑性很大。他们应被塑成优秀的共产党人……我们必须拯救孩子，使之不受其家庭的有害影响……我们必须使孩子国有化，从小就接受共产主义学校的良好影响……责成母亲将孩子交给苏维埃国家——这是我们的任务。
“苏维埃学校的主要任务，一是要让孩子脱离“小布尔乔亚”家庭，因为它私人生活的旧心态只会破坏社会本能的培植；二是要向孩子灌输共产主义社会的公共价值。教育人民委员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在1918年写道：“年轻人应学会以‘我们’来作思考，抛弃所有的私心杂念。”
“苏维埃课程的指导方针是传播共产主义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在苏维埃学校中的作用，类似于沙皇学校中宗教的作用。对此，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并不回避。有些实验性学校强调学习要通过实践，而不是理论。即使是在新兴的联合劳工学校——旨在向全体苏维埃学童提供从小学到大学的框架，其教学安排也围绕一系列生产车间（而不是教室上课）。孩子们通过学习技术和工艺的技能，作为攻读主流学科的第一步，尤其是科学和经济。
政治灌输主要与积极分子的培养挂钩。宣传中的理想孩子，其形象是一名早熟的政治演说家，善于宣传鼓动。教育思想家认为，光是书本传授不了共产主义，还必须依靠学校的整体生活，再通过课外活动与校外广阔的政治世界结合起来，如庆祝苏维埃节日、参与公众游行、读报、安排学校的辩论和审判。其宗旨是让孩子接触到苏维埃制度的行为、崇拜、仪式，让他们长大后成为忠贞活跃的共产主义者。
“孩子们从小被灌输对“列宁叔叔”的个人崇拜。在幼儿园，他们一旦能手指列宁的图像，便被称作“十月儿童”。
列宁逝世后，有人担心新的一代将不清楚他是谁。于是，学校得到指示，纷纷建立“列宁角”。那是一块政治圣地，宣传这位苏维埃国家的创始人，把他当做像上帝一样的伟人。有关列宁和其他革命英雄的传奇故事，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手段。
大多数孩子不懂苏维埃国家的意识形态——只把革命看成“好人”与“坏人”的斗争——却能认同革命者的英雄事迹。
进步学校办得恰似微型的苏维埃国家：在墙上以表格和饼状图形，列出工作计划和取得的成就；将班级组织成军队；让理事会和委员会的机构来监管学校的日常运行；把苏维埃政治的成人世界介绍给孩子。有的学校鼓励学生组织自己的警察，鼓励他们批评违规的同学，甚至举办课堂上的审判。为了提倡集体服从的风气，有些学校推出政治性的操练，包括游行、歌曲、向苏维埃领导人宣誓。
“依达·斯拉温娜回忆在列宁格勒的学生时光：“我们在公共假日，整个班级一起游行，为代表学校而感到自豪。经过窗后有人窥视的建筑物时，会故意减慢步伐，齐声高喊：家庭保姆和窗后窥视者——
恬不知耻！”
阿列克谢·拉达琴科1910年出生于著名的革命者家庭。他的伯伯斯捷潘是列宁之前马克思主义地下运动的老将；父亲伊万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成员，1917年之后主管苏维埃泥炭工业（被视为重要的能源）。他家住在莫斯科东面的沙图拉小镇，其宽敞、舒适的住宅就在电厂的附近。电厂功能是将泥炭转化成电力，向苏维埃的首都供电。阿列克谢的母亲阿利西娅来自塔林的小布尔乔亚家庭，祖上有德国和瑞典的血统。她希望获得尊敬，很在乎家庭幸福和个人品味，显现了她中产阶级出身的遗痕。但在意识形态上，她心悦诚服于共产主义理想，即横扫布尔乔亚旧文化以创造新人。她是苏维埃教学理论的前驱，也是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工作中的亲密伙伴。她将自己儿子的求学当做共产主义教育的实验，其理论主要来自俄罗斯体育创始人彼得·列斯盖夫特和马克西姆·高尔基的著作。她曾于1903年和1904年在圣彼得堡聆听过前者的演讲，又给儿子起了后者的名字（高尔基的真名是阿列克谢·帕申科夫）。她教阿列克谢各种语言；让他学习钢琴和小提琴；鼓励他从事家务和花园里的琐事，以激励他对体力劳动的尊重；安排他参观穷人居所，以培养他的社会良心。自1917年10月起，阿利西娅担任沙图拉的联合劳工学校校长。她将之办成一个公社，既有学术课程，又有农场的劳作，让孩子从一开始就明白何为共产主义生活。”
1917年的孩子们受到鼓励，自觉地扮演革命家。苏维埃教育思想家受欧洲教育家的影响，例如弗里德里希·福禄贝尔和玛丽亚·蒙特梭利，也相信“寓教于戏”。
他们把组织起来演戏当做受教育的过程，让孩子从中汲取苏维埃的集体价值观、社会参与和责任感。苏维埃学校的整个目的，不管是通过墙报和列宁角，还是通过理事会和委员会，都旨在灌输孩子是潜在革命者的观念：一旦有党的呼吁，随时准备奋起挑战——如有必要，甚至针对自己的父母。
20世纪20年代，赖莎·贝格在列宁格勒知识分子家庭长大。她如此回忆学校朋友之间的同志友谊和战斗气氛：
伟大的友谊、信任、团队精神，使我们全班同学紧密团结起来。我们也喜欢老师，无一例外。但在同学和老师之间仍有不间断的斗争，那是一场真正的阶级斗争。我们不需要任何战略或阴谋，但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我们同志之间的忠诚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可向父母作出任何透露，他们可能会向老师告发。
20世纪20年代最流行的大院游戏之一是红军与白军的战斗，很像美国牛仔与印第安人的战斗。俄国内战的战事由孩子们重演，经常使用专为此类游戏而生产的气枪。扮演红军和白军的孩子常常陷入真正的打斗，因为所有男孩都想扮演列宁的角色。其中一人回忆：
我们都想扮演领袖。每个人都想当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没人愿当白军、孟什维克。只有大人才能中止这一类的争吵——建议游戏开始时先不定下称呼，谁赢了，谁就是布尔什维克。”
“另一个游戏是搜索与征用，其中一组（通常是男孩）扮演红军征用队，另一组（女孩）扮“资产阶级投机分子”，或藏匿粮食的“富农”。
红军与白军、搜索与征用这类游戏，鼓励孩子接受苏维埃的世界两分法，一个是“好”，一个是“坏”。20世纪20年代，在苏维埃学校中进行的研究显示，孩子们总体上对近代历史的基本事实一无所知（很多学生不知道沙皇是谁）；但苏维埃宣传品、书籍、电影中的旧政权支持者的邪恶形象，却给他们留下深刻影响。这些形象使众多孩子相信，“暗藏的敌人”继续存在。这种信念很容易挑起反对旧政权标志的非理性恐惧、歇斯底里、侵略性。一位年轻女学生问老师：“资产阶级吃小孩吗？”另有一人看到同学穿的衬衫的袖口上有皇冠图案，禁不住在班级上喊出：“瞧，他是沙皇支持者。”
短文引用自《耳语者-斯大林时代的私人生活》的前篇，介绍1920年代的生活，作者奥兰多-费吉斯
时常有人说 布尔什维克是民众的抉择，工农是认同康米主义的，然而当我们仔细去观察当时的个人生活之时，就会发现，其实民众根本就不了解意识形态，他们接受的不过是从小就被灌输的价值观，即“资产阶级”是坏的，“布尔什维克”就是好的，至于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布尔什维克”，“资产阶级”为什么坏，“布尔什维克”为什么好，他们是无法了解的。
在孩子们的游戏里面，意识形态大都被标签化，孩子们看到皇冠就会认为是旧时代的支持者等等。即你可以理解为“意识形态”的“司法权”被垄断，而不为个体所了解。
另外，个人崇拜从小就是被有意识的培养的，布尔什维克的后继人绝不是什么“为康米主义事业献身的忠诚战士”，而是一群从小就被精神控制的“工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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